传统文士人格与“二十四友”的附势心态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振龙(1966-),男,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陕西师范大学 文研所,陕西 西安 710062

原文出处:
《唐都学刊》

内容提要:

传统文士在春秋战国崛起时,对道与势的态度经历了由对道的恪守到对势的依附的转轨过程。汉以后,由于儒术的强化、引导、依附权势成为传统文士人格的普遍特征。“二十四友”的附势心态就是这种特征在西晋政治、文化背景下的自然显现。与文学史上其它文士集团相比,“二十四友”的附势心态表现得最为典型。


期刊代号:J2
分类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1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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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1-0300(2000)04-0063-04

      春秋战国是中国传统文士的崛起时期。其时,诸子蜂起,儒、道、墨、法等学派的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来寻求治国安邦、立身处世之道,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人格理想和人生哲学模式,它们彼此激荡,相互影响,铸就了中国传统文士人格的多面性和安身立命的两难处境。且不管各家之间和各家自身内部主张怎样不同,都不能忽视这一事实:它们的产生都是缘于当时的礼崩乐坏、时局的动荡和政权的争夺。这就决定了它们的共性特性:与政权政治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其主张都是对政权政治态度的集中表现。正如司马谈所言:“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政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可见,中国传统文士在其崛起的时候,其人格就是多面性与共性的统一。而中国传统文士的人格特征是由他们对道与势(权势)的态度来昭显的。

      自春秋至战国初期,传统文士对道与势的态度表现出重道轻势的主导倾向,《孟子·万章下》载:“(鲁)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乎?”鲁缪公以友对待子思,子思之所以不悦,就是因为他不甘屈居友位,想以师自居。《战国策·齐策》记载有赵威后问齐使的这样几句话:“于陵子仲尚存乎?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表面上看赵威后对子仲不臣于王、不索交诸侯极度不满,甚至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但从另一方面正好说明了当时文士蔑视政治权威、以道自负的态度。同时由鲁缪公到赵威后对他们的态度也流露出统治者以势压道、以势抗道意图的日益明显,自高其道的文士在强大的势力面前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到了战国后期以后,传统文士对道与势的态度发生了重要转轨:大多文士从以前对道的恪守变为对势的依附,由以道抗势转为以道附势。文士追求仕途、利禄成为普遍之风尚。荀子对此曾进行了如下描述:“今之所谓仕士者,汗漫者也,贼乱者也,恣睢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唯权势之嗜者也。”(《荀子·非十二子》)何以如此,笔者认为主要有二方面的原因。

      其一,诸子之道,主要源于政局的动荡,一旦政局相对稳定、政权强大之后,统治者不会让其道自然发展,必然要对其实行约束、控制、利用,甚至进行政治打击(赵威后对待子仲的态度就是例证),结果诸子为让其道存在下去就表现出对势的趋附。

      其二,诸子之道都是传统文士为当时统治者提供的治国之术,道的功能就是为势服务的,这就决定了道产生伊始就与势有一种主动依附倾向。只不过各家为了突出自己道的独特价值(因为道是否有价值主要取决于掌权者采纳与否),才显示出以道抗势的态度,形成了传统文士重道轻势的现象。但道与势经过一段的对峙,权势就呈现出比道更强大的力量(如果两者长期对峙下去,道就失去了其功用和价值),所以传统文士为实现其道服务于势的目的,展现其道的非凡功用和价值,不得不向势靠拢。

      其三,诸子在提出自己的道的时候,他们一方面认为自己的道是治理社会的最佳方略,另一方面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统治者为增强自己的实力必然主动向他们请教治国之术,所以他们表现出强烈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体现出以道自任、以道抗势的精神品格。“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卜身殉道。”(《孟子·尽心上》)“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伋于此时不自高,人将下吾;不自贵,人将贱吾。”(《孔从子》卷二《居卫》)传统文士这种自高其道、以道自任的精神固然可敬可佩,但他们要生存,不能为了道忍受守节固穷的潦倒生活。李斯对老师荀子对士不能以道自任、竟堕落到“贪利”、“嗜势”之境的责备所做的辩解就是最好的明证:“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非士之情也。”(《史记·李斯列传》)当时的文士为了摆脱地位之卑贱,生活之困苦,亦不再讲道的原则,趋附权贵、猎取富成为人情之所向。

      传统文士日益重视权势的趋势到了汉代,经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强化、引导,又得到了加强。儒术不仅成为文士追求的利禄之途、仕进之阶,而且文士与国君之间结束了战国后期稷下先生与国君之间的师友关系,代之以君臣关系。这表明文士的道已无法与统治者的势抗衡。传统文士面对强大的势,不得不屈道附势,从此,中国传统文士正道直行、以道自任的殉道精神,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不得不随统治者的权力更替而起伏动荡,其出处去就办必然随政权的易位而颠簸不定。这一方面使传统文士在现实生活中经常陷入出仕与入仕、独善与兼济、贪穷与富有、卑贱与高贵的两难抉择;另一方面也表明,传统文士在中国古代宗法专制制度下,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抗节独行。依附权贵实在是宗法专制社会中传统文士难以治愈的通病。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怀才不遇、人生苦短、忧国忧民、羁旅行愁、逸情山水、学道拜佛等主题,也是传统文士依附权贵心理在文学中的曲折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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