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62(2000)05-0013-06 一、西部开发：《诗》的生活富矿 夏商周的国家体系与后世不同，它是以相对独立的宗族城邦为单元的。各大宗邦间的联盟关系确立了王朝的政治基础，作为宗主国的中央宗邦则以强烈的文化优势而成为全国最大的政治中心。易代意味着中央宗邦的更迭，而中央宗邦对各宗邦的统治关系则始终是以普遍的文化认同为前提的。这样，上古的中华大地就以经济交流、文化互渗的早期贡赋制社会结构为土壤，而建构起一个幅员广阔、气象雄伟的青铜文化共同体。 夏商周的中央政权都极重视西部开发。西部的地理意义对三代而言各自不同，但经济与文化的开展与发扬却始终是三代社会文明的主题。正是在对西部疆土的生生不息的动态开发中，文化共同体的涵容日益扩大，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初步形成。因为《诗》的文本生成必然同构地对应着上古民族生活，夏商周中央政权开发西部的历史进程当然也就成为《诗》文体的主题、题材、语词的宏富来源。以下依序对《诗经》中相关材料略作解说，以期对夏商周古史研究有所补益。 1.夏代西部开发 夏族是上古时代中国境内重要的人类集团，《礼纬·稽命征》载：“禹建寅，宗伏羲”，可见夏族源出自远古的西部伏羲族团。夏族本发祥于巴蜀，《路史》说“伏羲生咸鸟……是生巴人”，其后进入江汉流域，并渐渐向东北方向的晋豫一带迁徙。应当说夏的崛起本来即是早期西部文化的流布显扬。夏族在中原立国以后，西土“被于流沙”（注：《史记·夏本纪》。）。《逸诗·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注：《左传·襄公四年》。）证明当时即已建立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并明确了地方宗邦与中央宗邦间的贡赋关系。这当然包括西部雍州、梁州地区，而且雍、梁二州所贡多皮服、毛皮、玉石等，在《尚书·禹贡》中亦有详细记载。（注：陈剩勇：《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夏王朝的历代统治者很注重对西部边疆的管理，据《竹书纪年》，夏后相和后泄时都曾西征畎夷而致其归服。畎夷其时居雍州北部，本是北狄族团的一支，岑仲勉先生又认为它的先世系上古伊兰族越帕米尔高原而东来。（注：岑仲勉：《两周文史论丛》，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民族融合历程中容有暂时之进退，畎夷族游徙难驯，屡败屡叛，夏桀时更入岐寻衅，始终为三代疆土安定之威胁势力。此外，夏桀时曾“伐岷山”（注：古本《竹书纪年》。），“岷山”邻于巴蜀，亦是夏代西部宗邦之一，对“岷山”的征伐则意味着夏族对本族发祥地的文化记忆已上升至政治关怀的高度。 夏族源起自西南，周族则发祥于西北，其先世系出自远古的北部黄帝族团。周族的农耕发达较早，周的始祖弃已率族进入中原，他是帝尧时的“大田师”（注：《淮南子·齐俗训》。），帝舜时的“后稷”，更是始播百谷的文化英雄。《国语·周语上》有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可知夏初周族已是夏王朝统治下的宗邦之一。这在《诗·鲁颂·閟宫》中可找到记载：“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意思是说：后稷尽有那邦国土地，他教民农艺，将夏禹平治水土之业承继。”“缵”即隐含认同的意味。后稷时周邦的所在，颇有争议，这仍要参照《诗经》中的记载。《诗·大雅·绵》中说：“自土沮漆”，“土”即卜辞所谓“土方”，其地在山西境内。夏、周相邻，两族关系一直很好，后来由于太康时，东夷族后羿夺取夏政权，首领世代为夏农官的周邦不得不离开农业发达的晋南地区，向北狄、西戎之间躲避。《竹书纪年》说“少康三年复田稷”，是说少康时周邦又恢复了与中央政权的联系。夏桀时，公刘率周邦西迁到长林丰草的豳地平原。这一宏伟的族群移动的具体时间，陈庆麒先生《中国大事年表》定在夏桀二十二年（注：陈庆麒：《中国大事年表》，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按《竹书纪年》计算即公元前1568年。公刘的迁豳是夏代晚期中原文化共同体向西部扩展的重要举措，不可能没有夏王朝统治集团的认可。刘运兴教授的《诗义知新》认为公刘的迁豳系“于迁返之先已派员联络”，经王室首肯，“始从容来归”。（注：刘运兴：《诗义知新》，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他并认为公刘之曰“公”盖非自号，乃为王室所授，这些都是极精辟的见解。豳地平原在“今甘肃庆阳以东至于山西汾水流域”（注：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版。）一带，上古时不仅地域辽阔，而且因当时气候尚温暖湿润，资源亦极丰富。从《诗·豳风·七月》和《诗·大雅·公刘》来看，周族带入豳地平原的主要是先进的农业技术。后稷在帝尧时就通过传授耕作方法而使“天下得其利”，夏代统治者最重农业，自然会嘉许周族这次使西部“得其利”的宏伟迁移。周人初到豳地即致力于农业建设，其农耕技术从平原地带的垅亩耕作到高原地带的区田耕作（井灌、垅耕、牛耕与条播结合）（注：何光岳：《周源流史》（上），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其农耕作物从《诗·豳风·七月》的“黍稷重樛，禾麻菽麦”到“百谷”、水稻……。总之如《七月》所说：“同我妇子”，齐集田亩，繁忙不已。《诗·大雅·公刘》谓“彻田为粮”，实即在夏代井田制度下以“粮”为“彻”，村社农民用实物形态的贡赋充宗邦公共事业之用，这便是早期贡赋制社会体制的西部形成；《公刘》又谓“相其阴阳”、“度其夕阳”，可知周族迁豳以后即着手测定日影、查看物候，以重新确立阴阳分月和一年的长短，这些恢复和完善周族物候历的工作充分体现在《七月》诗中，《七月》诗历又可谓夏代注重物候农时的农业文明（如《夏小正》）的西部版本。根据《公刘》，当时“京”地手工商贾已慢慢定居下来，形成了交换农工产品的市场，周邦开发西北之功于此亦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