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00)05-0083-05 一 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生态文化系统，它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按特定的模式揉杂重合为一体，呈现着文化的创造、传承、享用、发展的混和共存的状态。民族民间文化系统又是由处于相互联系的各个文化子系统组成的一个总体系，与整体环境发生关系。因此，观照某一文化子系统，就需要从它所在的文化大系统中作整体考察，从它与其他子系统的互相联系中去把握其实质。在这个意义上，要观照瑶族民间文学，就必须将它置于瑶族传统的文化系统中，从与之密切相关的历史、宗教、哲学以及社会结构的考察中，探寻其特质和价值。因而，从历史的视野出发，是我们从传统文化系统中观照瑶族民间文学独特内涵的一个角度。 与大部分少数民族一样，历史上的瑶族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直至近现代时期，许多瑶族地区仍然从事着近乎原始的刀耕火种的生产，生存状态极为艰难，加上缺乏本民族文字，所以瑶族几乎没有关于本民族较成系统的文字史料。对瑶族历史的文字记载，只是散见于历代皇朝统治者极少的史籍中。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阶级的偏见和民族歧视，使这些史料的取舍、描述缺乏客观性，模糊笼统，充斥着蔑视之见。即使这样，也仅是断简残篇，零碎不堪。然而，瑶族人民创造的属于自己的辉煌历史并不因此消失，与各个少数民族一样，他们把自己的创世纪、生产、生活和斗争的历史，记录在口耳相送、代代相传的民间文学中，铭刻于绵延千百年的古老丰富的民俗事项中。因为他们的神话、传说、故事和歌谣等形式，融合着神秘绚丽的民俗礼仪，传播着民族艰难的生存命运和顽强的人格力量，作为自我激励和对敌斗争的工具与武器，充满了鲜明的历史性和人民性色彩。所以，研究瑶族历史，就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历代统治者的史料进行由表及里、去芜存菁的辩证的分析，从中选择出具有历史本来面目的真实成分。另一方面，必须运用具有历史性、人民性的民间文学材料作为参照物和必要补充，在互为联结的研究中把握瑶族历史的发展规律。 具体来说，被看作瑶族人民大百科全书的瑶族民间文学，在历史的视野下，充满了哲学、宗教、科学以及文学自身等构成因素的对立和联系，是一个多元统一的文化系统。其中各成份的对立统一的具体方式是多种多样、千变万化的，就历史视野下观照民间文学而言，我们可以在诸多方式中概括出瑶族历史与民间文学的两种基本方式，即表层结构上的对应关系以及深层结构上的对应关系。 二 在瑶族传统文化系统动态的展开过程中，瑶族人民集体口头创作的文学，也动态地反映着社会生活的重大事变，描绘他们的行动，抒写他们的情感。透过历史视野，用史学的眼光和方法来研究，就可以直接在文学形象与情感的帷幕上发现镶嵌着历史的珠粒。瑶族文学中的历史因素局部地、直观地与史籍记载的历史呈现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反映了瑶族社会的发展进程，有助于确立历史事实。瑶族民间文学与历史因素在表层结构上的对应关系，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瑶族民间文学的某些部分较为直接地反映历史的真实。瑶族民间文学素有忠实记录本民族历史的传统，具有民间文学共同的“文史合一”的特点，尤其是近现代，更加直接，更为真实。如《大藤峡的传说》、《金龙出大洞》、《豆腐八王》等民间传说，都是以瑶族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依据的直接反映，以艺术的形式记述了真实的历史，大体上与汉文史籍的记载相吻合。比如《大藤峡的传说》描述了明朝景泰年间侯大苟领导瑶民起义、与官军斗争的曲折故事。传说里的情节经过、行动方式以及最终结局等实质问题，与明朝田汝成《炎缴纪闻》卷二的记载大致相符。传说里所带兵镇压的明将韩雍下令“凡瑶人不分男女老幼均斩；凡遇瑶寨，放火烧毁，鸡犬不留”。与田汝成诗述“积尸如山血如川，诛锄只许留襁褓”如出一辙。《金龙出大洞》讲述清道光年间赵金龙带领湖南江华瑶民暴动的经过，与《湖南通志》卷八四等的记载也相差无几。所不同的，是立场态度、情感倾向的区分。又如信歌，是瑶族人民以歌代信的传统习俗和文学形式，用来真实记述瑶族各自支系的迁徙历史，传递信息、表达亲情。信歌所记下的地名、开列的“路引”，记述的途中见闻，则是他们迁徙路线图的重现。如《交趾曲》记述了一个瑶族支系从广西东北部经云南迁到交趾的经过：《海南信歌》记载了一支瑶人自广西迁往海南岛居住的时间、原因、主要路线和沿途民情风光。据综合考查，所记情况大体符合历史实际。瑶族民间文学的此类记述，可以看作为历史事实的忠实记录。 （二）瑶族民间文学某些部分间接地反映历史的真实。瑶族具有悠久的历史。由于阶级压迫、民族歧视和生存环境的困窘，阻碍了瑶族历史的发展进程，使之无法与强大民族的进步保持同步。瑶族历史进程的落后包含着多少苦难的经历和辛酸的往事。对他们的经历、往事及其体验感受，多数是无法、也不屑为汉文史籍所详细记载的，只能由瑶族人民自己创作与传承的民间故事、史诗、歌谣等所记传。瑶族民间流传的三首著名的纪事古歌《桃源峒》、《梅山峒》、《千家峒》，就是瑶族以歌纪实、作歌记事的传统方式，记叙了瑶族某些支系的苦难兴衰。歌中传唱“桃源峒”、“梅山峒”、“千家峒”，据考察属长沙武陵地区，与汉文古籍《梁书·张缵传》、《隋书·地理志》、《宋史·蛮夷列传》、《桂海虞衡志》及《天下郡国利病书》等零碎记载的湘江、资江流域和“五溪”地区早有“长沙武陵蛮”居住的情况相切合。“三峒歌”用文学形式，把当时事变的原因、大概时间、迁徙路线及沿途特征一一记录下来，抒写沉重的情感，也为研究者考察瑶族族源提供了有力的旁证。又如《里八峒》所叙写衰落过程的详尽，是正统的《连州志》的片言只语所无法比拟的。而流传于瑶族民间的历史“活化石”《过山榜》，更是难得的文献，其中“漂洋过海”的传说被信以为真，而史籍却难以找到确凿的印证。瑶族民间中的纪实性记载，种种迹象表明确有其事，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存在过的，但是因为它们是口头创作、又多为口头流传，加之年代久远，记叙未免不够准确完整，而且多为正统史籍所不载，即便有载，也只三言两语，所以现人难以一一考证，落实于具体之中。今人所作类似于“千家峒”原址之类的考证，更多的是带有美好愿望的猜想。正如费孝通先生所题“瑶人寻根千家峒，史实有待百家争”。然而，瑶族民间这些纪实性的古歌、传说，无疑符合瑶族历史的发展状况，具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