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提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这一治国思想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对治国理论的推进和发展。如何认识作为治国方略的德治？德治和法治之间有怎样的关联？提出“以德治国”会不会冲淡“依法治国”？德治是否必然导致人治？对此学界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认识。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些问题加以反思，以就教于大家。 一 治国，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中最富挑战性的活动。在这一舞台上，人类演出了许多惊心动魄、丰富多彩的戏剧，涌现出了许多名垂青史的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回顾以往的政治历史，那些经典性的治国方策、案例以及杰出的人物、事迹，仍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总结和思考历史上的治国经验，对于现实的政治实践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治国作为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工程，必然需要一套完整的指导思想、首尾一贯的治国理念。有多少种治国理念，就可以有多少种治国方略。德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便是基于其特殊的治国理念。 所谓德治，指的是主要靠统治者品德的影响力、良好的社会教化及爱利民众的政策而推行的政治。在这种政治条件下，社会的统治者通常都是道德的先觉者。他们靠自己对于社会之道的领悟，靠爱利民众的行为，靠对于大众的教育熏陶，来赢得民众的心，确立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权威，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这种政治之道历史上也称为“王道”、“德政”，它是与“霸道”、“暴政”相对立的。 德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尽管在古文献中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的尧、舜、禹时代，但其始作俑者还是当推先秦儒家。儒家面对的是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诸侯相残、强凌弱、众暴寡、诈欺愚、民不聊生的社会局面，正像孟子所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孟子·公孙丑上》）儒家认为，任何门派的任何思想都已经不足以治愈这个混乱之极、病入膏肓的世界了，平治天下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了自己的肩上。他们要开出一个药方，根治社会的动乱。这个药方用两个字加以概括，就是德治。 儒家向来注重历史的经验。以周公旦为代表的西周初年的统治者亦曾深刻地总结过强大的商朝何以灭亡的经验教训，认为天命不可恃，惟有敬德才能保民，惟有敬德才能保有天下。儒家非常认同这一点。他们看到了民心向背对于一个政权的决定性作用，提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亲戚衅之”的思想。得民心则得天下，失民心则失天下；行德政则得民心，行暴政则失民心。在儒家看来，这是最简单的真理，应该以此作为治国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因此，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意思是说，统治者如能把德作为治国的基本理念和原则，那么，国家的秩序就会像天上的星体那样有序而和谐。 儒家德治理念的提出，从外在的方面讲，是以历史的经验、现实中民心向背与国家治乱之间关系的基本事实为依据的；从内在的方面讲，则是以他们对于人性的基本认识为理论依据的。孔子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自己关于人性的系统思想，但也有一定的性善论的倾向。孟子则鲜明地提出，人生而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人天生而有这“四心”就如同人天生而有四体一样。恻隐之心会萌生出仁，羞恶之心会萌生出义，恭敬之心会萌生出礼，是非之心会萌生出智。这是上天所给予人的“良知”，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点。正是这“四心”、“良知”，构成了德治可能实行和可以实行的内在根据。 德治之所以可能实行，就在于社会的统治者原本有一颗天赋的善良本心。统治者只要从自己那颗本来就有的良心出发去从事政治，德治也就出现了。德治之所以可以实行，就在于每一个社会成员也同样原本有一颗天赋的善良本心。老百姓的善良本性，决定了他们喜善而不喜恶，因而并不是非得靠统治者严刑峻法的强制胁迫才能维持和谐有序的生活。正是因为人们从内在本性上更喜爱德治，故而德治是可以实行的。孟子认为，德治是从人的本性中引申出来的，因而如能以此作为为政的基本理念，平治天下就成了一件非常简单而惬意的事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 儒家的人性本善论虽然不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但它是一种不错的理论假设。因为它相信人民群众与社会的统治者一样具有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修正、自我改造、自我提高的能力，它相信人类可以凭借普遍的道德觉悟建立起一个符合正义的政治秩序。以人性本善论为理论基础的德治理念，从根本上说，是反对拿民众当敌人来防范、拿民众当奴隶来驱使的。在儒家的德治理念中，道德不是政治的手段，而是政治的灵魂；不是道德为政治服务，而是政治要为道德服务。儒家以德治为治国理念，就是要建立起一种道德的政治。这种道德的政治，也就是从善良的本心出发的政治，就是能给老百姓以实际利益的政治，就是能使老百姓向善的政治。 在二千多年前，儒家提出德治的政治理念，是具有巨大的超前性的。毫无疑问，儒家的德治思想中包含着对于奴隶制政治的尖锐的批判，包含着对民意的同情与尊重。然而，我们承认和肯定儒家德治思想的人民性内涵，并不意味着对它的全盘肯定，更不意味着我们今天讲的德治与儒家讲的德治是同一个东西。儒家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言人，从来都是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的。他们讲德治、讲仁政，是从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着想的，因为他们比当时短见的统治阶级更懂得“竭泽而渔，则明年无鱼”的道理。此外，他们讲的“不忍人之政”，是一种对民众的可怜和居高临下的恩赐。儒家不是也不可能是被压迫阶级的代言人。我们现在讲的德治虽然同样也是一种政治理念，是对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德治理念的继承，但是一种批判性的继承，在内涵和性质上都是根本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