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是世界各个国家都十分重视的问题。特别是对于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性问题。本文对世界一些国家的类似情况做一概略考察，从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组织与评估等几个方面，阐述思想政治教育在各国的实施情况，进而为我国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 思想政治教育是有领导的。不同国家在这方面虽有着不同的做法，但在实施类似工作时实行统一领导则是共同的。 日本的“道德教育”由政府指挥、文部省操作执行。如日本政府在战后确立了全面主义道德教育体制，后来又确立了特设道德教育体制；文部省实施教科书审定制度，通过审定教科书，使其内容与当时政府的政治主张相吻合。日本对其道德教育采取了国家全面干预的办法，由政府统一管理、统一布置，有一整套强有力的行政干预措施和政策。通过建立从文部省、德育研究机构、研究会、地区教育机构、学校等一整套管理体制，国家从整体上抵制消极因素的副作用，推行统一的民族价值观，促进学校道德教育系统化；较好地运用行政和法律的力量来加强道德教育，使之适合社会发展的要求；调节所有社会机构的作用，合理利用各方面资源。 新加坡政府对其国民所进行的“国家意识教育”实行统一指导，全面干预。1988年成立了专门机构－国家意识委员会，负责国民意识教育工作。1990年国会提出并通过了为不同种族和不同信仰的新加坡人都认同的“五大共同价值观”，即由新加坡政府颁发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使之成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共同目标。在共同价值观得到认同的基础上，弘扬“敬业乐群、勤劳进取、廉洁奉公、进求效率”的新加坡精神。 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的“公民教育”大多由政府间接管理、指导调控。就学校公民教育而言，教育内容体现了国家意志，思想控制是非常严密的，但在组织上则是进行间接调控。就企业、社会单位的公民教育而言，美国、西欧国家更多地通过制定制度、法规，对文化市场等进行管理，通过舆论进行调控，通过国家文件进行指导。美、英、德等国的公民教育虽然在各地区、各学校，其内容和方法不同，但却都有大致相同的要求。在美国，尽管联邦政府没有制定统一的公民教育方针或目标，然而，在多元化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出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出发点和理论依据：《独立宣言》、《联邦宪法》、《葛底斯堡演说》，这三个文件是神圣永恒的，不可侵犯的。政府的高级领导人充分运用各种宣传手段，或通过演讲，或与公众直接对话，来实施这方面的教育。政府还运用各种行政手段，通过提高物质福利待遇，发动群众，制造舆论，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在非常时期，他们不仅加大宣传力度，而且利用物质刺激，以调动民众积极性。 不同国家在领导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上存在较大差异。但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本质和规律作用，各国统治阶级都始终牢牢地控制着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的经济、科技、教育竞争日益激烈，加上冷战等因素，各国为增强竞争实力，需要制订国家教育发展战略，调控全国教育发展方向和规模，实现国家教育目标，提高教育质量，并从全局出发合理分配有限的教育资源，消除教育不平衡状况，提高教育行政效率，协调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因而出现教育行政高度集权的状况。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统治阶级实施思想统治的工具，不同国家对它的领导力度都在加大。 二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是有组织地进行的。在这方面，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做法，并且积累了各具特色的经验。 日本组织实施其“道德教育”，是通过建立一个广大的网络来进行的：一是建立各级政府领导下的学校的一体多元道德教育管理体系，即全国一体化统一管理下的各行各业的道德教育网；二是建立完整的地方网络，使学校、社会、家庭、大众传播媒体都要在道德教育方面达成共识，强化道德教育意识，特别是发挥社区教育中心的突出作用；三是发展完善的学校道德教育运作机制，使道德课、各科教学、学生课外活动、校园生活及校风建设、娱乐旅游等活动都相互作用，发挥相应的教育功能，并通过创办家长学校等社会教育形式，以辐射学校的作用。学校还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积极开展与各种社会团体的有益交往。 新加坡“国家意识教育”在组织实施上的明显特点是使其法制化。新加坡政府敢为天下先，雷厉风行地将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大量内容纳入了法治的轨道。对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等在世界各国法典中无案可查的内容都一一立法，规定相应处罚的条款，严格执行。对助人为乐、同情和帮助弱者等高尚行为，则以社会政策诱导的方式，如授勋、登报、奖励等，让人们向他们学习，引导人们“向上、向善、向美”。政府通过立法保证子女照顾和供养年迈的父母，在住房及税收政策方面对与老人共居的家庭实行优惠，使传统道德和风俗法律化和制度化。对不与父母同住的家庭实行相应的经济惩罚，通过舆论工具曝光遗弃父母的不道德行为，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学校、会议、典型事例以及各种礼貌运动和敬老养老活动，使家庭这个社会细胞的稳定成为社会稳定和文明的基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其公民教育的组织，表现为服务性管理机构和专家化工作队伍。美国教育部国际研究学院的院长曾说：“我们学校的任务就是教学生政治社会化技术，或者叫公民技术，中国叫德育或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叫公民教育，叫政治社会化。”〔1〕这里仅以美国学校公民教育的组织管理为例，来探测一下西方社会公民教育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