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末，在台湾工商界颇有影响的《天下杂志》公布了第十次“外商投资意愿调查”。该调查表明，尽管随着亚洲地区经济的持续复苏，台湾经济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由于政权的转换，未来经济的发展不容乐观。 通过对外商的抽样调查，对台湾投资环境认为趋于恶化的从1994年的25%左右升高到2000年近60%；认为趋于改善的竟从1994年的20%左右下跌到2000年的不到2%。 台湾投资环境的急剧恶化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 台湾“新当局”施政表现欠佳 有近60%的外商认为“新当局”施政表现不佳；只有近37%的外商持肯定的态度。对“新当局”施政持否定态度的外商对“新当局”的评价是：执政经验不足（36.73%）；施政缺乏远景和方向（23.81%）；缺乏协调能力（17.69%）；政策不一致（13.61%），使人难以适从。 由于对“新当局”处理政经危机缺乏必要的信心。有近50%的外商对当局处理政经危机的能力表示怀疑。如对“行政院”财经会议推出的“八大措施”认为虽然有一定救急效果，但却缺乏与之配套的中长期考虑。一位美商认为，取消银行营业税，虽可冲销银行一些坏帐，但“剩下的庞大坏帐，‘新政府’如何处理，却不见下文”。对传统产业要求银行给予延期半年还款的规定，也有人表示“每家企业的状况不同，怎么能用齐头式做法来处理。”对当局一面强调知识经济，一面却又没有具体的行为，给出其配套措施，不少外商深感失望。 基础设施瓶颈凸现，吸引外资能力下降 经过20多年的建设，台湾基础设施总体情况良好。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逐渐显露，有近34%的外商抱怨曾遭遇过供电不足之苦；有25%的外商面临工商用地不足；有近20%的外商受困于交通不便。基础设施不仅直接影响具体投资项目的投资环境，而且往往会演变为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影响投资环境。台湾前期爆发的“核四”风波就是基础设施问题演变为社会问题和政治角斗的很好例证。 按国际通常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吸引外资能力的大小，受市场潜力、工资、土地成本、人力素质、政治稳定、投资奖励优惠、国际化程度、行政效率、基础设施、地理位置、自由化程度、地方政府配合程度、生活品质、劳资关系、治安因素的制约，且在这众多的因素中，前三个因素最为重要。对照这些因素，台湾在亚洲地区的吸引外资能力的排名表上，比1998年有大幅后退，1998年台湾的排名仅次于中国大陆、新加坡排位老三，到2000年则一下子降到了第十名。 由于政局的不稳定、海峡两岸关系的不确定性以及竞争能力的下降等原因，有近28%的外商认为，在台湾投资的风险程度高或非常高，只有2%的外商认为风险非常低。基于对台湾投资环境趋势的悲观估计， 表示要扩大投资的外商只有15.17%，创下了近六年来的新低。 环保、产业发展、人才问题日益突出 困扰台湾经济发展的问题，除吸引外资环境趋于恶化外，还有许多，其荦荦大者诸如： 环保问题。长期以来，为了对抗国民党，争取选民，民进党一直以环保卫士自居，甚至将反对新建核能电厂列入党纲。以致多年来，岛内许多重大投资计划因环境运动抗议取消或推迟，或付出更大成本与代价。民进党上台后，这一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与复杂，继“核四”停建后，一些重大投资项目如第7及第8轻油裂解厂、烨隆大钢厂、大漂与彰滨火力发电厂、美浓与瑞峰水库相继面临环保的抗争。如何在环保与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平衡是台湾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 传统产业衰败问题。近20年来，台湾传统产业因生产成本上升、技术更新缓慢、筹资困难等原因而不断衰败。1986年到2000年，传统工业产值占制造业产值比从40.4%降为不足20%；仅1988年到1999年，传统产业就业人数就减少了36万人。为了振兴传统产业，缓解就业压力，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制定了“传统产业平推法”。规定传统产业产值占经济总产值的基准比例，若低于该比例，当局将进行干预。此外还成立了“纾困审议委员会”，负责纾困申请案件。但是民进党为兑现选举时许下的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承诺，计划实行“国民基金”、缩短劳工工作时间、减少外籍劳工数量等政策措施。据测算其中仅缩短劳工工作时间一项，就会使企业成本增加15%以上。如何在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条件下，振兴传统产业，是台湾经济发展面临的又一棘手问题。 财政收支恶化问题。自80年代末起，台湾财政收支情况就开始恶化，债务增加，财政赤字扩大。到2000年度财政赤字已达5000多亿元，创历史最高纪录；2001年预计财政赤字仍高达4000多亿元，扣除公债还本付息支出后的财政赤字净额达1500亿元。而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状况困难甚大，一则执政党为讨好选民，不愿增加税收，而是尽可能地减税，使加税的空间受到极大限制；二则“新当局”为兑现选举时的承诺，积极推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政策，增加了财政支出。三则地震后的经济重建，耗资巨大，需大量增加财政支出。因此如何扭转财政收支恶化成了台湾经济发展面临的另一棘手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