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依靠政府的主导作用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环保市场化，切实保护好生态经济省的基础 1.环境资源是生态经济省建设的基础，主要依靠政府力量进行保护 生态经济省的战略定位立足于海南的最大优势，即资源得天独厚，特别是热带农业资源、海洋生物资源、热带旅游资源等极具稀缺性，而且资源开发程度低，生态环境好，较少污染。这是海南所有优势的基础，是生态经济省建设的先决条件。但是，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获取经济效益的行为导致这些优势受到很大的破坏，如不加以整治和保护，将会因此而付出重大代价。因此，建设生态经济省首要的工作是加强环境保护。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与资源利用的外部性负效应，使市场在环境资源保护上出现“失效”，如果缺乏及时的政府干预或社会矫正，将引发一系列的环境产权的侵占和环境资源的破坏行为。尤其在经济快速扩张时期，效益偏好会使各种所有制企业置环境效益和社会利益于不顾，甚至铤而走险，把巨大的社会成本留给公众和未来。因此，加强环境保护要侧重依靠政府的主导作用。“环保靠政府”的策略与世界银行对我国环保工作的调研结论是一致的，当今世界各国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领导职责都是由政府承担的。政府不仅仅是使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推进环境保护，而且还要通过政策引导来启动、培育和规范环保市场，推进环保市场化。这并不是对“环保靠政府”的否定，而是以机制作保障，更好地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确保生态经济省建设中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可以说，环保市场化是“环保靠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二者是统一的。 2.“环保靠政府”应采取的主要措施 (1)建立行政运行体系 一是依法设置环保部分统一监督管理，各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大资源大环境”的管理体制。计划、经济等职能部门应直接承担环境保护的责任和义务，在制定和实施政策、计划和财政预算时，不但要考虑经济的持续发展，也要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生态的持续发展。市县环保机构的设置要规范，避免“品种多样”。环保工作必需的环境监测网络、环境应用研究等事业单位的建设也要加强。在行政实践中，要妥善处理好资源管理与产业开发双重管理职能带来的问题，如有效保护森林资源与几万林业工人吃饭的问题。 二是建立有效的决策机制。生态环境的恶化，与决策失误有很大关系。必须建立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保证在重大决策中综合考虑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从源头上把住环境破坏关，这是建设生态经济省极为重要的一环。要成立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综合决策机构，机构的人员可由环保、计划、国土、资源、工商等部门构成。 三是健全考核、监督机制。考核机制应抓核心问题、重点环节，切忌面面俱到，只要着重抓住对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考核也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党委、人大、政协以及舆论和群众对政府环保工作的监督必须切实到位，有所加强。为进一步强化政府内的监督，各市县环保部门可依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技术监督部门的做法，实行省属垂直领导建制，以便排除地方利益关系、人事关系对环保行政、执法工作的干扰或干涉。 (2)完善环保法规体系，加强执法 首先，以生态规律全面指导立法，使环境保护有法可依。环境立法的内容也不能仅限于防治污染和浪费资源、能源的生产过程扩展，对企业生产的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促进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工艺，推行清洁生产，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建议搞好环境审计法规和环境审计规范建设。在环境管理工作中，可以先对上市公司进行环境披露方面的要求和规范。上市公司往往比较重视公司形象，并且其年度报告是经过独立审计并对外公开的，因此从上市公司开始规范环境报告是可行的。 其次，加强执法，解决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问题。各级人大要真正行使对环保的法律监督权力，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咨询、检查及日常监督，促使各级政府的经济决策、经济活动符合环保基本国策，纳入环保法律轨道。各级环保部门应尽职尽责，敢于碰硬，对所辖区域生产经营企业的违反环保法律、法规行为，严肃处理，坚决打击，依法取缔关停“15小”，对老污染源进行限期治理：对破坏“两林一礁”、捕杀贩卖保护野生动物等行为要坚决查处。设立听证制度、情报公开制度，克服环境法实施中处罚程序不严格、处罚基准不明确的弊端。 再次，组建“环保警察”，增强执法的权威性。在很多情况下，环保部门需要公安机关或者上级政府协助依法行政，但由于缺乏部门之间明确具体的分工协作，往往使事情的解决迟缓或不了了之，使法律的权威性与严肃性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因此，可考虑参照美国联邦环保局设置执行处和宾夕法尼亚州设置“环境犯罪局”的做法，在全省环境监理队伍的基础上组建一支具有警察职能的环境管理队伍，切实保证环境法所赋予的调查、监督权限的行使。并且，力争在利用特区立法权力方面取得突破，赋予“环保警察”相应的法律地位。 (3)建立多元化的投资机制 政府从财政上增加对环保的投入是十分有限的，必须通过政策引导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投入新机制——投资社会化，吸纳更多的商业资本、社会公众和企事业单位等社会资金，形成政府、银行、国内外企业和个人多元化的投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