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特区已经走过20年风雨历程。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排头兵、试验场，它始终在大胆创、大胆试、大胆改，殊可自豪。迄今几乎所有关于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均被一一涉猎，极大地丰富了开放精神首创性的中国意义，强烈地显示出对改革开放深入探索的理论自觉。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浦东即“五加一”分别在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促进两岸合作、推动祖国统一，吸收侨资、密切祖国与华侨华人联系，南海资源开发，长江经济带启动等方面，选择了独具优势的定位，卓有成效地完成着历史赋予的开放重任。 当下，中国加入WTO在即，对外开放格局正由包括经济特区、沿海城市在内的部分地区重点突破，转向东西南北中同一力度推进。在这种情形下，经济特区的“创试改”需要另选目标，探寻新的发展范式。“五加一”除海南外都是城市（即使在海南，特区效应也主要体现在海口、三亚等城市），并且是“后建设”的城市。城市是国民经济发展最理想的空间场所和社会舞台。经济特区在努力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建设有无同步进入相应的或略有超前的发展阶段，并以崭新的空间架构丰富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涵，将是21世纪中国经济特区拿什么奉献给国人的关键所在。 一、城市发展新理念 一位伟人说过：每个时代都有它伟大的课题，人类解决了这个课题，就将社会推向前进。一切战略决策者、科学工作者应以敏锐的职业触角去捕捉这样的课题。20世纪即将过去，它给21世纪留下的最大课题是，人类需要寻求新的谋生范式——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从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到《二十一世纪议程》、《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均向世人苦口婆心地反复阐述着一个全新的理念——以可持续发展取代失控和过热的经济增长。强调生态稳定，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可支持的前提下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实现人类眼前和将来的需要；将近期利益与长远目标结合起来，确保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长期平衡；对人类的活动和满足需要的能力要有所限制。 21世纪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人类自当需把注意力集中在城市，因为城市是经济社会的中心，在未来的20年中地球上绝大多数人的住区在城市；更何况，20世纪的城市化过程产生了诸多有悖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危机”亟待克服。以中国为例，城市每年排放废气、污水、固体废弃物的比重占全国总排放量的80%以上，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在1000亿元以上。70%的城市大气污染指数在三级以上，2/3的城市生活在超标的噪声环境中。可见，城市问题始终是我们实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 具有创新传统的中国经济特区需要在确立科学的城市评价体系上不懈探索。 笔者认为，可从两个方面去思考和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体系。 一是能力评价。似可这样把握：生存资源支撑能力，如土地储备、水资源、气候资源、生物资源、生态环境质量等；发展支持能力，即资源、人力、技术和资本等基本经济要素对持续发展的支持水平和保障程度，通过发展成本（基础设施成本）、发展水平（生产能力、资本形成能力、市场表现、经济增长速度）、发展潜力（竞争力、集约化程度）三项指标反映；环境支持能力，包括环境水平（污染物对大气、水、土壤等环境系统的危害程度）、生态水平（生态灾害和生态退化对环境支持能力影响程度）、抗逆水平（保护环境和自然自净力对生态灾害的抗衡能力）；社会支持能力，即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程度，包括社会文明程度（人文发展指数和社会结构指数）、社会安全能力（生活质量、社会公平、社会稳定和社会保障）、社会进步动力（创新能力和全社会劳动效率）；智力支持能力，即教育能力、科技能力、决策和管理能力。 二是满意度评价。由发展持续度（人口控制、经济增长、城市建设）、发展协调度（环保投资与环境协调系数、产业结构调整状况、人口结构变动状况）、居民生活质量改善度构成。它主要通过人均指标（如人均GDP、人均绿地面积、人均道路面积、人均住房面积、人均水资源量等）来反映。 将能力评价和满意度评价结合起来，可以准确判定一座城市的建设有无体现发展的可持续性，抑或处在可持续发展的哪个阶段。经济特区应当在提高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能力和社会各界的满意度上殚精竭虑，刻意创新，永葆特色。 就方法而言，这一探讨仅是从第一个层面——时间持续性上提出问题，而空间协调性则是正确把握城市发展新理念的第二个层面。 优化生态环境，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空间协调性的具体体现。事实上，城市本身就是生态系统，是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的人类聚落空间，人与自然环境、人与社会环境协调关系的最高体现。与自然生态系统不同，城市生态系统是有人参与并起主导作用的系统，所以城市建设的成功与否完全要归因于人们有无强烈的生态意识，有无把生态问题从长期从属次要的地位提升到首要地位，并且锲而不舍地付诸实践。 生态意识，是正确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理论、情感、意志、知觉的总和，它的产生是人类意识的革命。它来源于人们对以往社会活动中违反生态规律的反省，对现实生态危机的觉醒，对地球生态系统整体性的重新认识，对人类未来发展的关切以及对后代的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