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一个过渡期 在研究青年向成年的过渡时，人们遇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这种过渡可能在哪些领域发生？我们考察这一问题时，必须区分作为运动的过渡（从童年向成年的生命历程）与作为过程的过渡（社会再生产）。前一种过渡（看得见的生命历程）如电影中的一幕幕画面，历历在目，吸引人们随之走过弯弯曲曲的生命之路：悄然萌芽，成长发育，迟疑倒退，然后是稳固期，或突至，或提前，或迟到。向成年的过渡不应仅仅看做一种运动，它同时也是一个过程。 新一代人步入成年，其根本方面为一复杂的社会化过程，亦即接受各种影响和（经济资源、财产以及文化的）传承过程，这一切决定着一个人进入所谓成年世界后的道路。 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成长道路上都有两种时间：个人时间和社会历史时间(Harris,1987,pp.24-28)。人的脚走在生命的路上，路也反过来作为负担压在他们的肩背上，作为资本装在他们的行囊里。（历史时间中的）过去之所以成为“过去”，不单因为它已不复存在（这仅仅赋予它外在的特征），更因为它反映出人们曾经经历并且“带入”现在的一些特定事件(Pais,1993)。 于是，年轻人的成长道路就不仅仅是个人的一生，它也反映了社会进程和社会结构。而生理成长的轨迹亦穿插其间，二者相互影响。这里我们还需区分另外两种经历或看待时间的方式：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过渡中的个人时间维度，年轻人的社会角色新旧更替；另一方面，个人的生命历程又与朋友及家人的生命历程发生关联，形成另一种时间维度。例如年轻人结婚建立新家庭，于是开始扮演与他在父母家不同的新角色，担负起新的家庭责任。而个人通过婚姻发生的转变其实导致了三个家庭的连锁反应：当事人父母家、新建立的家庭和当事人配偶父母家(Hareven,1982)。也就是说，每个个体生命状态都会成为一些原本无关（甚至经常矛盾）的因素的交流站。 然而，在向成年的过渡中，眼下的时间不仅取决于过去积累的经历，而且受制于对未来的憧憬和计划。这么看，现在似乎是由对未来的想象或期望决定着(Rezsohazy,1988,pp.191-201)。青年人如果对未来失去信心，就可能总盯着眼前那点“最近将来”(Willener,1984)。 向成年生活的过渡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特征。旧时代人们举行一些仪式（如割礼），表示一个人已进入人生新阶段，再也无法回头。而今天年轻人成长过程的一个特点，就是可逆转，他们能在青年与成年之间来来往往。年轻人离开家庭，好等着哪天再回家（慈母总是铺好床等待着这一刻）。他们走出校门，不过还是要回炉。他们找到一份工作，但随时可能丢掉或放弃。爱情更像“翩跹蝴蝶”，不会老呆在一个枝头。他们结婚，但别指望白头偕老…… 换句话说，年轻人的生活像个悠悠球似的跳动不居。这种摇摆不定、去而又还的情形，说明年轻人向成年的过渡已经“悠悠球”化了：年轻人好似活在天上，像鸟一样飞来飞去。 今天青年人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状态，都有这种流动不居的特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年轻人现今流行“多重感官崇拜”(cult of multiplied sensations)。这个词出自波德莱尔1860年代的私人日记《袒露心扉》(Mon Coeur Mis A Nu)。波德莱尔在这本集子中宣扬荒诞、冒险以及尝试。今天的青年文化正是这种尝试的产物。 这种朝秦暮楚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年轻人倾向于以相对主义的眼光看待一切，从文凭的价值到工作保障。他们这么做也不是毫无道理。文凭在“劳动市场”上越来越是空头支票了。劳动市场也同样变幻莫测，新的工作方法、分工和迁移等因素导致了不稳定。 情爱也一波三折。这个周末和一个男（女）朋友出去，下个周末就把他（她）甩了，因为爱又有了新的去处。即使他们相互做出承诺（“结”为夫妻），离婚总是假设在那里；他们不大在乎婚姻的失败，反正说过的誓言总能收回。 重要的是保持个人自主，这是一种生存自由，能提供足够让人自行安排、可以转弯的空间。作为消费者，年轻人通过时尚的春夏晨昏变化来探讨这种流动形式。青年人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工夫乔装打扮？因为时尚的本义就是朝秦暮楚，充满运动与变化。跟潮也罢，弄潮也罢，都是进入最新潮的回音室，用新款式动摇传统。时尚总是对常规的破坏，对新意的追求。要“标新”不一定就是“自恋”。自恋将世界作为一面镜子，年轻人从中搔首弄姿。而标新却是一种“理性的自恋”：年轻人觉得自己是镜子，其他人都盯着看。最后，我们吃惊地在那种“来回摇摆”的生活中发现，父母为了孩子的社会化而扔球，结果球弹了回来：父母也被孩子社会化了，接受了日益走向中心地位的青年文化。于是老前辈们也来投资保持青春。 年轻人生命的过山车所做的这些魔术似的循环运动，说明年轻人向成年的过渡期延长了。几十年前，社会科学家瞧着手里的水晶球（理论），从容地预言青年人的未来——与社会再生产的齿轮靠得越近，对未来的预测也就越容易(Paul Willis,Pierre Bourdieu,etc)。预言成为现实，现实又支撑着随后的预言。可今天，预言更是预言，“占星问卦”（变量间的关系）屡屡失灵。在从学校向工作的过渡中，哪个因素影响更大？是文凭还是社会出身？是年轻人对未来的计划，还是他们过去的成长轨迹？是社会经济变迁，还是雇主的招聘策略？教育是帮助年轻人的就业做准备呢，还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失业避难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