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919(2001)01-0014-04 一、青年比较研究的发展契机和现状 关于青年的发生，中西方青年学界普遍认为，尽管古代时候已有“青年”的说法和划分，例如柏拉图等人的著作里曾有议论青年的内容。许多部落社会以种种劳作、文身、割礼来标志一个人结束儿童期，真正成为社会的成员。但把青年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即具有独自的利益和独特的心理、行为习惯的群体，则是工业革命和现代教育的产物[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在向第21届大会提出的报告《八十年代青年的动向》中指出：“青年的概念是近代出现的一个较新的概念。它是指人的一生中介于童年与进入劳动世界，获得自立能力而成为成年人之间的一个固定的过渡时期。值得指出的是，这样完整地划分人生阶段，在产业革命前的传统社会中是不存在的。”[2]所以关于青年的研究是在本世纪初才正式开始拉开序幕的。一般认为，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于1904年发表的两卷本巨著《青年期——它的心理学与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性、犯罪、宗教和教育的关系》是最早的青年研究著作（它标志青年心理学的诞生，在西方，霍尔被称为“青年心理学之父”）。正是它首先把青年当作独立的研究对象推给了社会科学界，以致从20年代起，青年研究领域出现了多学科争鸣的局面。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美国朝野上下一片惊恐，探讨的结果是应加强对青年人的教育和争夺。以后当战后诞生的一代步入了青年期时，他们从价值观到行为均与前辈人发生了抵牾，这反倒大大刺激了对青年的研究，于是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青年研究出现了整体化和系统化的走势，例如在美国研究青年的科学中心和教研室已达200多个[2]。 西方研究中国青年自50年代开始，前期是战略情报性的，以后则渐渐增加了学术的色彩。首先是在冷战时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解放铁幕内卫星国”的计划，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人和第四代人身上，这便导致了对中国青年的直接观察和研究；60年代～70年代，中国红卫兵运动令全世界瞩目，除了有一批西方青年在行动上仿效外，情报传媒机构通过各种途径收集资料，分析评论，以致在今天的西方，中国红卫兵研究成了热门课题。例如美国哈佛大学就开设专门的红卫兵研究课程，西方各大图书馆陈列了成千上万种红卫兵小报，每年更有大批关于红卫兵研究的书籍问世（注：近年来，中国出版界纷纷翻译出版这些著作，比较典型的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毛主席的孩子们》、《上山下乡》等。）。中国自70年代后期的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一代思想解放，既呼吁振兴中华又标举独立个性，以完全崭新的姿态面对社会和生活，这不仅引起了西方青年研究界的高度关注，还直接通过互访、联合研究、国际会议等进行交流。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国内还没有开展深刻研究的情况下，这些著作的进口确实新人耳目。实际上这些著作的内容却多为记叙，缺少深沉的历史感和对文化底蕴的开掘，在思想上显得单薄。目前，西方各种青年研究机构纷纷吸纳中国留学生，一方面培养专门的青年研究专家，一方面也借以推进中西方青年比较的研究。 严格地说，中国从理论学术的角度（人文主义的）对青年进行研究是近些年才开始的。其契机之一，是经过“文革”的那代青年反思青春的葬送和消逝，以探寻青年的人生的特点和道路；契机之二，是没有经历过“文革”的新一代青年人，面对社会和生活，在显示出新的姿态和气象的同时，也暴露了新的麻烦和缺失，引起了青年教育界的重视。如果说这两个契机均是现实的提问，那么第三个契机便是对外开放引进了较为成熟的国外青年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求得参照和启悟。由此，中国青年研究也就开始发育体系，建立框架，走上了学科发展的道路。 那么中国青年研究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向比较研究提出要求的呢？首先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商品经济的冲击，促使中国青年全面地了解西方世界，特别是西方青年人的学习、生活、劳动以及他们的伦理观、价值观等。与此同时，因为青年的状态预示着未来，中国的青年也只有更多地具有国际眼光，才可能准确而健康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和发展的走向。缘此，青年理论界有责任承担这项研究。其次是学科发展的需要。近年来，青年理论研究热衷于学科建设，编写了以《青年学》为主干的系列教材（尽管留有初创的痕迹），在青年犯罪、青年消费、青年审美等具体领域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与此同时，青年刊物遍及各省市，以全国团校系统，全国社会科学院青少所系统，全国省市团委研究室系统和全国大中小学德育系统为构成的青年研究队伍日益壮大，于是在集中力量拓展青年研究新领域的时候，向国外寻找参照的青年比较研究自然成了首选之题，这是青年研究谋求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步骤。 恩格斯曾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正是存在着这种客观性需求状态，北京的《中国青年研究》，上海的《青年学报》均刊发了倡导性文章；《中外青年比较》教材已正式出版，并召开了两届全国青年比较研究会议；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自1991年起较系统地为青年思想工作大专班开设了“中西青年比较研究”的课程，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与东欧、中国社科院青少所与西欧、上海社科院青少所与日本、广州团校与香港等青年研究界建立了学术交流的关系。如果说，所有这些记录是在显示中国的比较青年研究，那么应该坦率地承认，这个步伐还是很小的，具体表现为，可见到的研究文章多为材料的集合，缺少有深度、有见解的评析；编写的教材和开设的课程因缺乏厚实的研究成果作靠山而显得粗糙；国内各研究机构的涉外交流还没有真正进入到合作工作摘取成果的阶段，然而这毕竟是一项充满希望的研究课题，一切寄托于中国青年研究界的努力和创造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