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B8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161(2001)02-0005-04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对人格的塑造始终是思想家、教育家最关注的问题。有关人格塑造的理论及实践既带有时代的烙印，同时又积淀着中华人文精神的核心与精髓。今天，当中华民族迈进新世纪，综罗百代、继往开来的时候，我们有责任汲取传统文化中人格塑造理论与实践的精华，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加以传递、弘扬，对青少年进行健全人格的培育和塑造，形成新时期中华民族人格培育的精神及理念。 一 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人格的培育中，对主体的教育和养育是从哪些方面着手的呢？ 一、仁爱意识的培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意识的培育是人格养育的核心。孔子认为人是“仁”的存在本体，而仁者必须有爱人的意识和情怀。为此，孔子提出了“忠恕”之道。“忠”即诚心诚意地对待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在根本的意义上，将人作为目的，尽应尽的道德义务。恕即宽恕、包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不愿人之加诸我也，我亦不加诸人”，平等待人，自然本真。在教育实践中，儒家提出了一系列教育的理论及实现方法，将为学与做人统一于知与行、理与事的合一之中，从胎教、小学教育、大学教育中落实开来，层层递进，培育人的道德意识及仁爱品质。南宋教育家朱熹认为：道德教育应从胎儿在母腹中开始，及儿童懂事时，要选择“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的家庭教师或父母兄长，教之以说话对答、整束衣冠、洒扫清洁等简单的礼节和文明行为举止。及八岁至十五岁而入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1]小学之教，重在让学生懂得事亲、敬长。及十五岁而入大学，“大人之学，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是也。”其中最主要的是要由事入理，让学子领悟忠、信、孝、悌等道德规范，以达于“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谓由事入理，就是，“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朱熹认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要求学生将“笃行之事”同穷理、修身、处事、接物结合起来，将学、问、思辨、落实到行上。 儒家仁爱意识及知行教育的进一步延伸就是仁民爱众。“泛爱众，而亲仁”。[2]由爱民而利民、富民，直到追求“大同”世界的实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同时，仁爱意识的实践不仅及于人类世界，而且推之于整个自然界。孟子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3]张载在《西铭·正蒙》中所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及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民胞物与”的教育使主体的胸禁博大，关爱恒久，将“小我”同群体、宇宙万物融为一体，实现人己合一，人群合一，人与万物合一。其中，人格的崇高是在逐渐地实践与养育之中完成的。在仁爱意识的推动下，中国人民培育起了人类共生主义的道德理想，培养起仁爱主义、和平主义、群体主义及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道德理想及信念，将个人的道德完善同群体的道德相统一，凝聚起民族的精神与民族的信念。 二、谦恭与礼让品格的培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注重培养人的谦恭与礼让的品格。“谦”在于谦下、虚己。在这方面，道家以其哲理性的阐述给人们谦虚的品质注入了理性的色彩。老子言：“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4]谦下就能成大，就能生长出无限发展的生机与活力。而虚己的意义在于不自满。一个人的自满同高高在上一样，都预示着向衰落、失败的方向滑落。满而溢，溢而损。只有虚怀若谷，才能蕴育出无穷无尽的生命本有，才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拥护而行道德于天下。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的谦下与恭敬是密切相联的。他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恭敬的意义在于培养起忠心，一心一意，实实在在，行当行之道。孔子在谈到儿女对父母的态度时，极力强调要对父母孝敬，“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恭敬表明人对他人人格的尊敬，这是个人行道德，建立自己人格，并能得到他人及社会认同的重要方面。《周易》云：“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所谓“直内”，就是使内心正直。北宋哲学家二程认为：“涵养须用敬。”“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5]敬是主一，是不敢欺，不敢慢，是“慎独”，由此才能走向道德的自觉。 如果说恭敬能使人自觉地要求自己，使内心保持一种自省、自警的话，那么，与“礼”相联的“文质彬彬”，则能使人外在显现的人格特征合于社会群体的规范与要求。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如何使人将内在的“质”同外在的“文”结合起来，中国传统文化要求人的行为应合于规范社会群体的准则——“礼”。在中国古代，“礼”的内容繁冗复杂，既有作为为社会等级制度服务而出现的“礼”，又有作为道德准则而出现的“礼”。因此，中国人在其中所受的规范和制约就具有多重性。在人格塑造上，从积极的方面说，人的行为合于社会群体的“当然”准则，在举止行为上能约束自己，具有彬彬有礼、外在美与内在美合一的性质；同时，在为人处事、待人接物上能以礼待人，含有将人当人看，尊重人的意义。孔子在谈到仁与礼的关系时说：“人而不仁，如礼何？”“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因此，人的内在的道德品质如同“绘事”（白色底子），而外在的“礼”的规范就是“后素”（画花），这两方面的相互结合，才能实现人的道德理性自觉与道德行为自觉的合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的遵从礼，实践礼，最根本就是学会将个体融入到群体之中，融入到同他人的现实联系之中，做一个群体道德生活的自觉者和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的实践者。孔子要求弟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在实践中，他给人们树立了谦恭而有礼的典范，他的弟子言及他每到一个国家就能听到有关的政事时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温和、善良、严肃、节俭、谦逊，既是人行礼之本，又是人立足社会之本，还是人成就人格的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