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娜·温(Johanna Wyn)和彼得·德怀尔(Peter Dwyer)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青年研究中心的副教授。论文散见《澳大利亚教育杂志》、《澳大利亚教育政策杂志》、《青年研究杂志》以及《选择不参与》(1996)和《对青年的再思考》(1997)等书。两人的“生活模式研究计划”以10年为期，调查研究澳大利亚青年的情况，对1991年时17岁的29万澳大利亚年轻人每年作一次调查。通讯处：Youth Research Centre,University of Melbourne,Parkville 3052,Australia;E-mail:j.wyn@edfac.unimelb.edu.au 对年轻人的研究提醒我们，需要改变对青年的想法。本文以在青年的培育和塑造过程中发挥中心作用的教育作为重点，探讨“青年”变化中的属性及其对教育所含的意义。 从1980年代起，多国政府在金融和劳动力市场的规划中采取了一系列主动作为，为应对经济条件的变化，对教育目标进行了影响深远的修订。这就使青年人面对一整套新的选择。一方面，这进一步突出了教育资历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则增加了对受教育的后果是否可以预见、是否保险这一点的不确定性，从而引出青年的过渡新模式，把一种责任加诸青年，要他们终生都要发挥自己的主动作用。 本文主要从经合组织(OECD)各国的研究文献取材，以青年人如何对待自己的一生——不是决策者认为他们正在或应当怎样办——为重点，考察这方面的有关问题。 过渡的新模式 当前的研究表明，青年与教育之间正在形成种种新的关系。近十年来多数国家的青年参与后义务教育、而且参与时间较长的人数大有增长。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青年人工作与学习并举，就他们而言，从学习到工作已经不是一种截然的过渡，而是两种经历交迭。此外，从70年代以来出生的一代人来看，一旦完成教育，则失业和短期合同职业都是常有的。这些变化对于青年、对于未来的“教育”都有什么意义呢？ 作为第一步，过渡的许多方面都必须做再思考。由于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变化，把青年作为进入成年期的过渡的观念，应当说更为适合用来描绘过去“婴儿高出生期”那一代人的经历。许多国家的那一代人是工业化世界中随二战后的重建和扩张而接受长期普遍教育的头一代。此外，就那一代人而言，“充分就业”已经成为极现实的目标。教育被具体地看成保证一支有技能、受过训练的劳动大军的机制，教育、培训和就业之间的联系则被认为不大成问题。某种教育资历和某种具体职业之间一对一的关系成了规范。 在有些国家，例如德国和奥地利，教育系统设置了内部机制，保证把教育或培训过程与特定的职业之间系统地联系起来。在别的一些国家，虽然教育和就业之间的联系较不那么系统化，教育还是被建构为就业的“门道”。以澳大利亚和英国为例，超过义务教育年龄的教育原本就是为了给青年人作好准备，以在高等教育之后进入政府部门或其他专业领域就业。此外有一个平行的培训系统，与“蓝领”的“职业”岗位松散相连，占大比例的青年人一旦可以合法地直接参加劳动大军便会离开学校。 过去10年中在青年问题研究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的过渡观，是以过去的这种经验为根据而定型的，它的根本概念是从儿童时期到青年时期、直达成年人身份这样一种线性的进展。在多种具体情况下，这种进展系于一种假设：青年乃是一个有关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发育”阶段，直到成熟而获得成年人身份。但是，就新近的一代人来说，这样的一些关于成长的观念已经不那么“切合”现实：传统的人生大事已经不再那么成为成年的标志（例如找到一份工作），或则与成年仅仅有一种松散的关联（例如离开学校或为人父母）。 在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有些研究者注意到一个问题：这一代人在什么时候达到成年，这一点不容易决定，于是提出说青年期延长了，从15岁直到25岁甚至25岁以后。后来人们发现这个想法过于简单化。目前，从欧洲到北美的研究者中正出现一股愈来愈高的兴趣，要为西方社会当前的一代青年人的过渡寻求新的模型和定义（见Cote and Allahar,1994;Furlong and Cartmel,1997,Looker and Dwyer,1998a;Wyn and White,1997）。他们的许多想法都已经为我们的《生活模式》研究计划(Wyn and Dwyer,1999)提出的证据所证实。这是一项历时性的研究，以1991年中学毕业的2000名澳大利亚青年为代表性抽样，从1995年到2000年逐年对他们进行调查和采访。调研所得，与加拿大一项类似的历时性研究(Looker and Dwyer,1998b)取得的数据系列对照，情况大致相当。再把从这些研究获得的成果和对英国青年的研究(Rudd and Evans,1998)和对荷兰青年的研究(du Bois-Reymond,1998)相对照，情况也大致相当。 几项研究无不表明，年轻人对各种取舍去就的选择、轻重缓急的顺序安排变化无常，正在同明确表述的教育目标拉开距离。特别是关于过渡的那种线性观念、即政策文件中以“道路”之比喻来表达者，愈来愈和英国、荷兰、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青年人生活经历的模式不一致。尽管在当地、地区和全国等层次上情况会有出入，有一点却是明显的：传统教育体制相互差异的多个国家的多数青年人遭遇的环境都在发生类似的重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