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的变化与青少年成长 “十五”期间，青少年对于社会的基本认知与规则，绝大部分要通过大众传媒加以获得，而大众传媒正面临值得注意的三大变化： 1、媒介产业化带来的通俗化传播产品的泛滥。当今的社会已经进入“过剩传播”的时代。“过剩传播”给传媒带来空前的压力，媒介间的产业竞争异常激烈，为了争夺市场份额与经济回报的“电视大战”、“报业大战”随处可见，媒介产业化的趋势已势不可当。面对这一变化，“十五”期间，我们应对传媒的性质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媒介产业化竞争的直接后果是：大量通俗化传播产品的出现。通俗化、平民化的传播产品固然有其好处，如可拉平社会的信息鸿沟、普及社会的相应知识，但通俗化产品的泛滥对青少年也有不利影响：(1)懒于思考与行动。通俗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即时回报”。(2)钝化思想与智力。大众传播产品的智力、智慧、知识含量低，易使人的反应简单、直接，不愿作深层次的思考、追问。(3)商业性媒体运作。商业化必然要讲究投入产出、降低成本、增加效益，谁也不愿冒政治风险而损失经济利益。商业性媒体运作的结果是，其传播产品一般都远离主流思想、回避矛盾冲突，使人们只对边缘化的东西感兴趣，对于社会失去大的感觉和方向。 2、加入WTO后，多元文化将对我国传媒环境产生更大影响。我国加入WTO后，外国媒体的进入将是现实问题。同时，电视卫星直播进入家庭也是大势所趋。可见，“十五”期间，我们将更深一步面对多元文化的介入，及其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青少年处于社会化进程的关键时期，以往有关社会规则的建立，主要靠文化传统与学校教育的影响。而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传媒环境下，青少年极有可能以所谓的“国际标准”建立有关的社会规则。所谓“国际标准”，实际上就是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依托的“西方标准”。当然，西方文化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是我们应该吸取的，这毫无疑问；但也确有不适应中国的东西。 3、网络的崛起，已开始深刻影响青少年感知、认知世界的方式，以及社会规则的建立，甚至影响到他们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网络时代的一大特点是个性化的提升。网络消费与大众传媒消费最大的不同在于：传统大众传媒是“社会化消费”，而网络消费却是个人、个性的“差异化消费”。网络的个性化消费所导致的社会后果是：(1)社会整体感的缺失，更多强调以“自我”为中心，个性的张扬进一步提升。(2)表达与获取信息的自由度大大提高，同时也伴随着资讯权威的丧失。如果我们的青少年把网络作为获取社会资源和进行社会表达的基本工具，那么传统的社会权威将会进一步的消减。 青年道德观念趋向 根据目前青年道德观念的状况，“十五”期间，青年的道德观念趋向与变化，可做如下预测：(1)爱国主义在青年当中会有较大的发展。这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的推动，而非来自我们的道德教育：一是国家的日益强大；二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国际霸权主义对我国的歧视甚至欺负。这正反两个方面的力量，会促使中国青年滋生爱国主义情绪。(2)道德的制约将在一部分青年中产生较大作用。当前，人们在选择人才时，不仅要看他的知识技能，更看重他的人品、思想素质。一个人的人品不好，不管他有多大才能，都是不可信赖与不可靠的。社会对人才的这种要求，将被一部分青年所感受，从而思考“如何做人”的问题。可以预见，“十五”期间，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教育对青年个人发展的作用，将会越来越明确化。(3)适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道德观念将会快速发展，形成正负两面兼具的道德“双刃剑”。(4)现实生活对青少年道德的影响，要远远大于“道德教育”的影响。(5)随着生活环境的日趋稳定，青年的文明程度与文明行为会有较大提高。(6)传统的伦理关系和观念将受到进一步冲击，父母、师长在青少年心目中的权威地位将继续下降，追求两代人“平等”与“朋友”的伦理关系将在青年中增强。(7)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父母照顾的周到，青少年意志的磨练几乎空白，青少年的意志力会普遍减弱，惰性会增加。特别是城市青少年意志力的衰退，要比农村青少年速度快、程度深、范围广。(8)“享乐主义”、“金钱主义”与“个人主义”在青少年中还会持续发展，一时难以遏制。(9)道德发育的环境更趋复杂，电视、网络、刊物、商品、公司等开始对人的道德产生重要影响。(10)青年对以往的道德教育理论和方法会产生进一步的质疑和挑战。(11)道德观念的多元化会持续，东方传统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会同时起作用。 解决青年问题的政策化 在中国，青年问题演变到21世纪，主要与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有了新的联系，也有了新的区别。在80年代，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失业问题就是青年（包括“知青”、中学毕业生等）的失业问题。在90年代，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教育体制问题给青年的成长带来了复杂的后果。进入21世纪，应该说，中国的青年问题与青年群体的利益紧密相联，而青年群体的利益又无一不与整个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青年群体利益的独特性，让我们不能把青年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混同在一起；但离开了整个社会利益的大格局，我们又无法把青年整体的利益说清楚。未来5年，我们会更真实地感受到这一点。而解决青年问题的关键，我认为，是要在新的视野与基础上，寻找到新的途径，即应对青年问题的政策化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