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时代，一方面，经济飞速增长，技术迅速提高，人类的交往空前扩大；另一方面，却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难题和困境：人情淡薄、犯罪猖獗、资源破坏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的道德伦理越来越密不可分。 一、经济伦理的现代危机 对现代经济发展带来的困境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将之与西方工具理性的过度发展而造成价值理性的衰落联系起来。奥斯特罗姆认为，虽然韦伯把具有官僚行政体制的“独裁”政府管理体制看作是西方文明中“法律理性”的基础，但他的法律理性观念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卢梭式的悖论：“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另一位学者R.布隆克也认为，纯粹的自由市场的观念促成了社会理念的瓦解，同时使个人主义甚嚣尘上。盛国军认为，“经济人”不讲道德是走不了多远的。田海平则从发生学的角度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伦理的历史性，他指出，以经济乐观主义为前提，以放任经济的孤立发展和片面增长为旨趣的经济伦理概念是典型的西方现代经济伦理概念。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本性，对利润的无穷追逐，以及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念，为这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道德合理性根据。但是，这种基于经济乐观主义之上的经济伦理只以经济上的成败论英雄，只以财富的获得论幸福，只考虑经济发展的伦理动因，虽然对推动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使得它所追求的“进步”和“发展”建立在人类无法忍受的损失之上，招致了人类生存的危机。 二、“新经济”对传统伦理提出的挑战 梁俊兰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传统伦理提出了挑战：信息技术对人际关系的冲击，人们的行为已经很难用传统的伦理准则去约束。德国的W.C.齐默里列举了科技的发展所导致的促使人们在道德上无所适从的三种“不可了然性”：一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行为领域的复杂性空前提高，从而造成了人类“行为领域的不可了然性”；二是人类行为领域的不可了然性不是停留于基础研究，而是广泛扩展和落实到技术工艺中，于是造成了“技术工艺领域的不可了然性”；三是在现代社会发生并形成了受到欢迎甚至鼓吹的价值体系多元化，从而造成了“多元伦理的不可了然性”。 三、网络时代的经济伦理 “新经济”最集中体现在网络上，有的人甚至将目前的时代称为因特网时代。谢桂山、周勇等认为，网络社会的来临给社会注入了新的道德内涵，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传统的道德是基于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上，而网络化则拓宽了人的交际空间，从而引发社会价值观念和人的道德互动方式的更新，有助于形成新的道德关系；其次，网络的发展的社会实践形成了许多新的价值观念和伦理精神，如自主精神、信息共享的奉献精神、自由平等精神等；再次，网络化还铸造了当代社会需要的开放思想、创新精神；其四，最后，网络化使得在家里可以处理越来越多的工作，从而促使家庭核心的回归。 鲍宗豪、李兰芬、王志萍等认为，网络化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一系列的二难困境，主要表现为：①个人自由与隐私的保护；②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知识垄断；③信息共享与信息污染；④信息传送与信息欺诈；⑤交往的扩大与人情的淡漠；⑥全球化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衰落。谢桂山认为，网络化还造成了道德的衰落：第一，网络技术易于诱发犯罪，导致社会道德水平下降；第二，网络技术还有可能造成知识匮乏，文化退步及人的道德素质下降；第三，传统伦理的丧失，表现为道德相对主义盛行，无政府主义泛滥，道德冲突和失范严重，道德监督困难。汪丁丁曾列举了目前网络交易所面临的三个主要社会道德问题：①由于双方信任程度太低，绝大多数网上商务的第一步是潜在客户用自己的身份证号码登录并取得会员资格，但根据网上的实验结果表明，至少百分之三十的身份证号码是网客按照身份证号码的组编规则伪造的。②客户信用卡号码的保密问题。根据抽样估计，个人信用卡号码由于一次网上购物而被非法滥用的案例不少于网上交易次数的百分之十。③商品的质量和售后服务问题。网上交易经常发生收到的货品与网上照片呈现的货品相差甚远，令人哭笑不得。 四、解决“新经济”发展困境的伦理方向 要排除“新经济”发展中的障碍，伦理问题就成为重中之重。杨培芳认为，网络经济使人们的相互依赖性正在加强，西方现行社会制度从根本上不适应网络经济，信息社会的突出特点应该是协同有序。罗茨等则强调了信任与合作是网络的核心机制，网络关系的特点是互惠与相互依赖，而不是竞争。因此，网络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协调方式，就需要强调共识的重要性。汪丁丁指出了形成共识所需要的两个基本条件：①主体间物质生活的互惠性，即交易带来的好处；②主体间共享的基本伦理意识。杰索普特别强调“新经济”中自组织的重要性，他认为，自组织借助于制度化的谈判达成共识，建立互信，从而补充市场交换和政府自上而下调控之不足。段淳林也强调了“新经济”时代企业的社会责任。迪尔克斯则指出，在“新经济”时代，片面注重企业家个人的伦理是错误的，但如果仅仅强调组织伦理学，而忘却了责任讨论中以人为中心的、对个人价值的肯定同样是不对的。佩因等也认为，组织信誉与组织中成员的个人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没有忠诚的个人，就不可能有高信誉的组织；同样，没有高信誉的组织，个人忠诚方式也很难得以延续。刘大椿、段伟文认为，要真正解决“新经济”发展的困境，人类的道德伦理就必须进行下面几个方面的转变和延伸：第一，从个人伦理延至集团伦理与集体伦理，主要表现在对公共物品如环境、资源、知识等的合理有序的利用，以及充分重视个体“微不足道”的不良行为，如私车尾气的排放等；第二，从强调道德黄金律的信念伦理延至要求实践上履行的责任伦理；第三，从自律伦理延至群体自我调控的结构伦理，将反馈机制引入伦理体系之中，迫使行为主体调整其行为；第四，从近距离伦理延至强调社会协调的远距离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