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统治体系——国家机器开始形成。这是一个称之为“轴心的时代”。“思想家在盘算人们怎样才能够最好生活在一块，怎样才能最好地对他们加以管理和统治。”（注：[德]卡尔·雅斯贝尔斯：《人的历史》，转引自《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页。）这一时期，奴隶社会及其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为适应维护统治者利益需要而产生的阶级观点、伦理观念和治国方略，客观上为以德治国思想的产生形成了社会基础。先秦诸子百家以德治国的思想体系创新而恢宏，丰富又深邃。以后历数千年的德治理论皆滥觞于此，及至今日，仍可资我们继承与发扬。 一、人性——德治的立论基点 社会统治，从本质上说是治理人。了解人性，即人的自然质性，则成为古代思想家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先秦时期围绕人性探讨纷争的焦点是人性的善恶问题，并由此作为各种德治思想的立论基点。 关于人性善恶发端于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命题。（注：《论语·阳货》。）孔子认为，人的性情是相近的，也即人的天赋素质大体平等，并没有好坏善恶、贫富贵贱之分。这是中国最古老的天赋平等的人性思想。但他也认为，人与生俱来是“性相近”，但并非完全平等，而是有智愚之别。“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注：《论语·季氏》。）他还认为，人的智愚之差是先天具备的、不可改变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注：《论语·阳货》。）在他的思想中含有“上智”之人会性善，“下愚”之人易性恶的先验论。同时他看出天生的善人和恶人均为少数，绝大多数的人性是“相近”的。孔子的这一思想开创了对德治主客体关系本质的认识。孔子的“习相远”的论述，则揭示对德治环境和意义的认识。孔子意识到人的个体差异的存在，不完全是与生俱有的，主要是人们所处的环境习染不同所致，是后天作用的结果。德治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环境影响，就其综合作用而言，可远超出先天的禀赋。这一思想充分明确了德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确切地说，孔子并没有具体记述人性之善恶。但他的“性相近”的思想，成了孟子“性善”论的源头，而“习相远”则是荀子“性恶”论之发端。 “人性善”是孟子关于人的性质的一个著名论点。“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注：《孟子·滕文公上》。）孟子关于人性的基本观点是，人的本质在于人性，人性既是人的伦理道德生活的根据，又是人施行政治主张的基础。因为人有善性，所以才能讲道德、行仁政。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注：《孟子·告子上》。）人性之所以是善的，是因为人生来就具有天赋的“善端”。“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仁义礼智根于心”，“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注：《孟子·告子上》。）。这是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萌芽。同时，孟子认为人的善性又是主观的、内在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崇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注：《孟子·告子上》。）既然人与生俱有善性，为何社会还会有人作恶呢？在孟子看来，这是因为受了社会环境的客观影响所致，即“善端”受到了“陷溺”而丧失。故孟子认为，人天生的善端要注意不断地扩充，培养善性，才能达到“尽心”、“知性”、“知天”、“事天”、“成圣”的神境。 与孟子相反，荀子则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注：《荀子·性恶》。）。人性由恶变善，是后天人之所为。这个变化过程称之为“化性起伪”。这是荀子“本性恶”的基本论点。“人之性恶”是人的共性，“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为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舜之所用也。”（注：《荀子·性恶》。）“君子之与个人，其性一也。”（注：《荀子·性恶》。）在荀子的思想中，“人欲善”也是人性恶的表现。“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的欲望，“求礼义”、“知礼义”的思虑，表面看是“为善”的行为，实际正是人之性恶的证明。由此，荀子提出，要改变人性之恶，就要“化性起伪”，就要“积善不息”。他说，人性是恶的，但“天性则伪之大所加，天伪则性不能矣”（注：《荀子·论礼》。）。这是说，人性虽恶然而没有这个“恶性”，就失去了改造教育的对象，但是对“恶性”不改造，人性就不能达到完善的境界。韩非则进一步深化了荀子“人性恶”的思想，认为人都有利欲之心，追逐名利是人的本性所决定的。他说：“为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注：《韩非子·难二》。）“人情皆喜贵而恶贱。”（注：《韩非子·难三》。）由此韩非在肯定道德教化的同时，更强调的则是“以法为教”的“法治”思想。（注：《韩非子·五蠹》。） 老子从自然主义出发，则认为人的本性无善无恶。老子认为人的本性“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注：《老子》第十章。）。“道”是产生一切的根源，“道”又是“天道”，“天道”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无善无恶。庄子也从“天性”出发，认为生命的自然流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当然也就无所谓善、恶了。就是他所说的“不知吾所以然而，命也”（注：《庄子集释·达生第十九》。）。由此，庄、老既反对孟子的扩充善端，又反对荀子的化性起伪，他们则奉行“天道自然，无知无欲”的德治思想。 二、仁政——德治的基本主张 大约在奴隶社会的西周，开始吸取商、夏崇尚武力，实施暴政的教训，继而采取“敬天保民”的方针。周公制礼作乐，兴学设教，实行“德治”、“仁政”，重视“礼乐”教化。正如孔子所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注：《论语·八佾》。）为了维护贵族的统治，必须注意改善人民的利益，这是仁政的真正动机。周公的“天惟时求民主”，（注：《尚书·多方》。）“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思想因子，（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开启了先秦时期大兴民本思潮的先河。周朝以德为本、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的显著特点，是将“民”与“德”联系起来，“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注：《左传·僖公五年》。）“德”主要从“民”那里体现出来，即“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注：《尚书·酒诰》。）。同时将“德”的“获得”的含义引申到“如何获得”，又将“德”的为何获得归落到“民”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