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和WTO背景下的道德教育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夏伟东,男,1960年1月生于贵州省贵阳市。1988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哲学伦理学博士学位。现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高校理论战线》杂志常务副总编、编审,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论个人与社会》、《道德本质论》、《道德的历史与现实》等。另主编、合著著作十余种,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从事伦理学基本理论、中国传统道德、经济伦理的研究。目前从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国家重点课题研究。

原文出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01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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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对于什么是经济全球化的认识,世界和中国都未曾有一个公认的权威定义,一个较为普遍但又有很大争议的解释是,所谓经济全球化,就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及配置的一种趋势。这种趋势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背景与动因,发达国家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发展中国家也日益被卷入滚滚而来的浪潮之中。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地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去,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全球化确实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WTO 是世界性的经贸协调组织,这种类型的国际组织的产生,可以说正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中国加入WTO的障碍已不复存在,时间也指日可待。进入WTO的门坎,本质上意味着中国主动加快了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步伐。对我们来说,现在的问题,不再是经济全球化可不可能,WTO进不进入, 而是如何在置身于全球化和WTO的过程中,采取最得当的应对措施,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展自己。这里,我想从道德教育的角度,谈谈应对经济全球化和WTO的一些问题。

      一、可能的道德后果

      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配置,都是资本自由流动的客观后果。当今世界,拥有大量资本并操纵着资本流动方向的,是发达国家,以及受这些国家控制的世界性的金融、货币机构和跨国公司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 经济全球化和WTO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意义是不相等的, 机遇也是不相等的。发达国家由于占据着大部分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的资本,而必然在以资本流动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中居于有利的地位,WTO 同过去的GATE一样,是一个“富国俱乐部”;发展中国家由于所拥有的大量劳动力资源并不能像资本那样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而必然在经济全球化和WTO中居于不利的地位。

      经济全球化具有一些明显的特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特征进行概括,大致说来,有这样一些值得关注的方面。(1 )生产的全球化。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因而跨国公司在生产的全球化中具有极大的优势。(2)贸易的自由化。 跨国公司在使生产全球化的同时,改变了“常规贸易”形式,即通常的国家作为主角的贸易形式,跨国公司成为贸易的主角,各国的关税壁垒大幅度下降,向跨国公司开放市场的力度不断加大。(3)服务业的全球化。 生产的全球化和贸易的自由化,必然要求服务业的全球化。服务业全球化的目标是服务业的“空间最小化”,既要提供最好的服务,也要提供最全面的服务。 (4)国际组织力量的强化。生产、贸易和服务业的全球化,使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要求有超国家的管理机构来进行统一协调。WTO 就是这类超国家机构中的一个代表性组织。(5)经济区域化现象突出。 经济区域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必要环节和基础。

      从经济全球化的这些特征来看, 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 在WTO登陆的背景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 不仅要正视发达国家也就是西方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跨国公司在经济上造成的后果,而且要正视这些经济上的后果可能造成的道德上的后果。

      第一,WTO的登陆, 意味着西方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已无大的障碍。西方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大范围的登陆,它们在造成西方式的生产关系、管理方式,带来西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价廉物美的商品的同时,也会使西方的价值观念包括道德观念在发展中国家大范围地登陆。

      西方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登陆,一方面是不知不觉的,一方面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就前一种情况而言,正如哈佛大学著名中国史专家费正清,在描绘18、19世纪美国的工业、商业向清朝的中国大举进军时所说的: 美国的纺织机是和美国的哲学一起进来的。 就后一种情况而言,1906年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就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以促使中国政府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一事,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的“备忘录”,可以作为例证。詹姆士说:“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够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30年前已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导的方式”;“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注:《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第283—284页。)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1999年的一番话,已经明确表示出对于全球化的新的偏好,他说:“由于全球化不仅限于经济领域,我们的相互依存要求我们想方设法迎接增强我们的价值观的挑战”。美国国务院1999年的“人权报告”,发挥了克林顿对全球化的理解,说:“今天,人人都在谈论全球化。但是,无论是全球化的倡导者还是批评者,都几乎千篇一律地将全球化说成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和技术现象。实际上,在新的千年中,至少存在着三种世界性语言:金钱、因特网以及民主和人权”。这些言论均表明,经济全球化并不只会产生经济的后果,而同时也会产生道德的后果;这些道德的后果,有一些是经济后果的自然产物,一些则是借助经济的优势,人为地推波助澜意欲达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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