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转型中的道德信仰危机

作 者:

作者简介:
高兆明,1954年生,哲学博士,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教授。(南京 210096)

原文出处:
《浙江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本文立足于社会存在方式及其变迁的历史维度,探究社会转型期道德信仰危机的成因及其社会精神发展中介性意义。本文认为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信仰危机是社会精神发展中的否定性环节,其核心是人的存在方式变迁及由此所引发的人的存在意义系统的危机,建立现代性生活世界的实践,是克服这种危机的根本途径。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01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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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道德信仰危机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经验事实。

      本文并不一般泛泛地探讨社会转型中的道德信仰危机,而是居于社会存在方式及其变迁的历史维度,探究社会转型时期道德信仰危机的成因及其社会精神发展的中介性意义。本文认为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信仰危机是社会精神发展中的否定性环节,其核心是人的存在方式变迁及由此所引发的人的存在意义系统的危机,建立现代性生活世界的实践,是克服这种危机的最根本途径。

      一

      2.汤因比曾将人类文明进步历程理解为是挑战及对挑战的回应过程。在他看来,不同文明形态更替过程中会出现“灵魂的分裂”现象。(注: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第2、5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如果不是过于拘泥于汤因比的文字表述,那么,就应当承认:他所说的灵魂分裂现象实质上就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信仰危机现象;他对人类文明进程中灵魂分裂现象分析所揭示的实质,就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类型的转变人类精神世界也会经受深刻的挑战,并在成功回应这种挑战中走向新生。汤因比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眼光具有极大的历史穿透力。以一种历史的眼光鸟瞰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道德信仰危机现象,应当承认文明形态更替过程中的道德信仰危机有其特殊性,它所直接承负的就是如同汤因比所说的在灵魂分裂中的人类精神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及对挑战的回应。

      我们时下所说的社会转型与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类型更替仅是文字表述上的差异而无实质上的区别。认识当代中国任何一种重大社会生活现象,都必须考虑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这一基本历史事实。换言之,当代中国任一重大社会生活现象,只有在社会转型这一历史背景中才能得到合理说明,对于道德信仰危机这一社会现象,亦不例外。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实质上就是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由前现代化向现代化过渡,这是两种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更替。伴随着这种转变过程的是两种生活范型的转变,而两种生活范型的转变则意味着两种社会存在意义系统的更替。这样,在社会转型历史背景中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信仰危机,一方面可以发现其产生的历史缘由,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简单化态度,在否定性环节意义上,把握这种道德信仰危机的某种特殊历史意蕴。

      3.西方民族在其现代化过程中亦曾出现过普遍道德信仰危机现象。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与启蒙运动的兴起,唤醒了人们的理性精神。理性觉醒,“上帝死了”,价值重估。启蒙的核心就是无须借助他者而独立思想。(注:参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页。)启蒙认为那种神性“信仰是谬误和成见”,因而是对那种神性“信仰的颠倒”。(注: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7、90页。)启蒙就是确立一种新的生活意义系统。而在理性觉醒、“上帝死了”、价值重估背后,我们所感觉到的正是对既有道德价值信仰反叛及这种反叛所造成的道德信仰危机。虽然这种反叛或道德信仰危机会暂时给社会带来某种混乱,但它却为一种新的生活意义系统的诞生开辟了道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给予引导西方民族进入现代化的启蒙运动极高评价。

      西方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道德信仰危机,虽然其具体内容复杂多样,但就其要义而言,则是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个人自由意识取代原初的混沌群体意识,是以个人平等自由为核心的价值意义系统的勃兴。这种信仰危机所造成的影响甚至即使是在现今仍存在着。这就如丹尼尔·贝尔在谈到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时曾揭示的那样:现代社会信仰危机的后果是“城邦意识的丧失。”(注:“城邦意识是指古代城邦国家的公民们自愿地遵守法律,尊重他人的权利,抵制以牺牲社会幸福为代价去追求个人富足的诱惑——总之,是指公民们自愿地尊敬他们作为其中一员的‘城邦’。城邦意识丧失以后,取而代之的是,每个人自由行动,放纵各自不道德的欲望,而这些个体只有在牺牲公众利益的基础上才能等到满足。”“城邦意识的丧失意味着:或者人们的利益过于两极分化,人们的激情过于炽热,致使恐怖主义和群体斗争接踵而来,政治上反常沉沦的现象四处蔓延;或者每次公共交换都成了一种自私自利的交易,强者获益,弱者赔本。”——参见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03页。)伴随着现代性社会兴起的这种由于存在意义系统的转换所造成的道德信仰危机,为西方民族的精神发展提出了新的历史性课题。自然,由于这种存在意义系统的转换所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应当别论。不过,由于社会文明形态的转型而引起社会道德信仰危机这一过程本身却值得我们深思。

      4.按照黑格尔的认识,信仰“是对本质的纯粹意识”。所谓“对本质的纯粹意识”指的是“本质是直接存在于信仰中的”,“信仰的对象即是本质”。(注: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74页。)简单地说信仰就是对存在意义的主观直接确定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信仰并不是现实存在着的,而是一种主观超验的纯粹状态,因而,它是无。然而,信仰的这种主观纯粹状态又不是绝对的,“信仰的绝对对象不是什么别的,正是已上升为纯粹意识的普遍性了的实在世界。”(注: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75页。)这样,信仰又是有。不过,信仰的这种有并不简单地是感性之有,而是被普遍化了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对现实的反思性把握。即,信仰以其主观形态表达了客观生活世界,信仰的现实内容是由现实客观生活世界所规定的,在信仰的主观性中,贯透着生活世界的历史内容。如是,既然生活世界本身是发展的过程,那么,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信仰亦是一个发展着的过程。伴随着人类生活世界的变化,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意义或本质的把握亦会有相应的变化。这样,在历史过程中审视信仰危机现象,就不会简单地取一种消极否定态度,而会感悟到其内在蕴藏着的某种历史批判性。对于社会道德信仰危机现象的认识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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