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已经进入一个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时代。新的科技竞争和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也使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道德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它不仅决定着素质教育的性质及其发展方向，而且也决定着知识经济时代所需要的创新精神和伦理品质，决定着一代新人的培育和造就。新的时代，道德不仅是一种崇高的目的性价值，而且已成为一种无形资产或资本。通过道德教育提升组织行为，培养团队精神，铸造个人的合作品质和工作素质，对组织和个人的成功也许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这种伦理教育既立根于知识经济时代和人类道德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也需要对历史上的伦理教育思想和实践作出科学的总结和批判地继承。儒家是一个十分注重伦理教育的学派，其伦理教育思想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都具有十分深远而深刻的影响。弘扬儒家注重伦理教育的思想，对于发展和充实新时代的伦理教育，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一、儒家关于伦理教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视角 儒家是十分注重伦理教育并以伦理教育为教育之根本内容和最终目的的学派。儒家对伦理教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就其大者而言，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第一，伦理教育是使人（自然的人）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人（社会的人）的必由之路。儒家主张明人禽之辨，把教育看作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方面，认为伦理教育是学习做人和培养人的德性的教育，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需要，“不学礼，无以立”，只有强化道德教育，才能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和健全人。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这里所说的教，即是指的伦理教育。宋明时期的儒家也十分强调伦理教育的极端重要性，认为伦理教育能够变化和改造人的气质，使人去掉“气质之偏”，恢复“天命之性”，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朱熹说：“古者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以至庶人，皆以八岁而入小学，十有五而入大学。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朱子文集·经筵讲义》）在朱熹看来，要想使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就必需借助和通过道德教育。 第二，伦理教育事关社会的安定与治理，是社会实现有序运行的重要条件。在儒家看来，伦理教育不仅事关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需要，而且事关治国安民、经邦济世的大局，事关社会的长治久安和敦风化俗。政治需要道德的教化，为政以德才能治理好天下国家。“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孟子比较了善政与善教的关系，肯定地指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汉儒董仲舒把道德教育视作人君或国家统治者的首要任务，他在《举贤良对策》中说道：“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在董仲舒看来，道德教化是治国安民的主要手段，它既可以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上下左右关系，使其“敬顺以礼”；也可以化解百姓之间的矛盾，使其“力其孝弟”，“教化之功”可谓大矣（《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清代推崇儒家学说的康熙皇帝在《学校论》一文中指出：“治天下者，莫亟于正人心，厚风俗，其道在尚教化以先之……教化者为治之本，学校者教化之源。”教化即道德教化。康熙认为，只有道德教化，才能够“务其本而不求其末”，“尚其实而不务其华”，才能够移风易俗，匡正人心，使天下达到大治。汉儒贾谊在总结秦亡汉兴的经验教训中比较了刑法与德教在治理天下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他说：“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治安策》）为此，贾谊把秦代灭亡的原因追溯到商鞅对德教的废弃。鉴于秦二世而亡的教训，贾谊在汉初十分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提出“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有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大政下》）。道德教育对国家的安定和风俗的整顿，都有着非同一般的作用。“故士民率之以道，然后士民道也；率之以义，然后士民义也；率之以忠，然后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后士民信也”（《大政上》）。贾谊还强调，道德教化是一个上行下效的过程，不能把民的不善归罪于民。一般地说，“君能为善，而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大政下》）。 第三，德教重于并高于文教，德育为智育之目的和方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识到教育包含了德育、智育和体育等方面的内容，主张培养仁智合一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但在德育与智育的关系问题上却十分强调德育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育为智育的根本和统帅，智育为德育的依托和表现，要求以德统才，以德御才。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指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为谓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最理想的人才应该是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其次是德胜才的君子，如果不能得到德才兼备的圣人和德高于才的君子，只能在才德兼亡的愚人和才高于德的小人中进行选择，儒家总体上的趋向是“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司马光指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这就清楚地说明没有德性作基础和指导的才能只会给人类造成更大的危害，因此，儒家主张把德育放在第一位，提出“德教为先”的理论。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这即是把伦理道德放在学习文化知识之上。 总之，儒家十分强调德育的地位与作用，把道德教育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第一需要，视为治理天下、移风易俗的根本，视为教育的根本宗旨和目的，从人的成长与完善、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以及人类文明的化育与推进诸方面肯定了道德教育的无上价值。 二、儒家关于伦理教育内容的思想 儒家关于伦理教育内容的认识，所涉甚广，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几乎涵盖伦理道德的方方面面。我们认为，最能反映儒家伦理教育内容思想实质的当以孔子的“行忠信”、孟子的“明人伦”和荀子的“隆礼贵义”为代表。 第一，孔子的“行忠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文”，指的是以诗、书、礼、乐为内容的文化知识教育，而“行、忠、信”则主要是一个道德教育的问题。行，主要指培养一种道德实践的能力，能够把学到的道德知识见之于自己的道德行为，在实践中加深对道德知识的理解与把握。在道德教育的问题上，孔子强调道德践履、身体力行的重要性。他要求学生“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孔子的学生子夏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道德知识一定要体现在道德行为上，而如果有相当优秀的行为表现，虽然没有正式或严格的学习经历，也不能否认他有学问。忠、信是道德教育的中心环节和内容。忠，上中下心，是中和心的组成，指人心应中正平直，无所偏私。忠的根本要求是真心实意、尽心竭力地积极为人、为事。信，左人右言，系人与言的组成，意指人在与人相处的时候不失言，说话算数。孔子主张以忠信立教，以培育学生的人品和健康的道德心灵为教育的宗旨。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做人如果不讲信誉，那他还有什么可以肯定的呢？他还能在这个世界生活吗？又说：“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子罕》）“主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忠信之教，就其实质而言，即是仁道之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