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民族，其文化的发生和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环境。所谓文化环境，是指这个民族本身的生活圈与世界其它的生活圈之间的文化关系，它与地理环境既密切联系又完全不同。地理环境是自然的，文化环境是人为的。越向远古追溯，文化环境与地理环境的结合就越紧密；越向现代和未来推移，二者间的依存关系就越减弱。由于中日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客观因素，中国文化曾长期影响日本，甚至久居日本文化的主导地位，对日本的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日本人非常清楚，他们的文字、词汇、艺术和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念都来源于中国，中国是他们的希望、罗马。但在今天，中国和日本近在咫尺又十分疏远，既熟悉又陌生，既希望密切交往有时又难以沟通。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相互间如果缺乏了解，就难以做到互谅互让。本文想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探讨在相同的道德观念下，中日两国人产生出不同的行为方式，两国虽然构建出相近的文化模式，但其中的内容和所蕴含的意义却不尽相同，以此来说明两国文化的异同，进而探讨中日两国间交流的兴衰变迁，尤其发展到近代以后，两国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 一、中国当属“耻感”文化圈 日本学者森三树三郎认为：同样与欧美相比，中国的“耻感”文化倾向更强一些，是“耻感”文化的发源地，与日本属同一种文化圈。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文化，其精髓是儒家思想。儒学强调：“耻”意识是道德的基础，“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知耻近乎勇”。《论语》中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用权力和刑罚治理天下和百姓，百姓虽然免于犯罪，只是致力于如何逃脱惩罚，却对自己的行为不感到羞耻；如果用道德、礼仪来约束他们，百姓就会懂得廉耻，走入正道。儒家还把“礼、义、廉、耻”称为四德，当做立国之本。 中日两个社会，都认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首先是个懂礼仪，知廉耻的人，而“不知廉耻”，对一个人来说是人格上的全面否定。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出社会价值，受到社会的正面评价为“名”，自己的行为受到社会的负面评价则通常引以为“耻”。 二、中国人的“名”意识表现及相关因素 传统的中国人把“名”看得重于一切。一生的努力都是致力于获得“名”，有了“名”，相应的东西就会随之而来，“名”是做人的资本。名正才能言顺，同时“名”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道”或“义”。重名轻利就相当于重义轻利。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追求“名”的思想，驱使人们加强道德修养，以家族、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在必要时还应以身殉德，这样的人会流芳百世，名垂千古。它铸就了中国人所具有的忍辱负重、高风亮节的民族性格和气质。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名”意识的重要内容是功名思想，以求“显名扬亲，光宗耀祖”。这是建立在传统文化中“百行孝为先”基础观念之上的。孝道观念首先要延续父母的生命，其意义的第一层是：结婚生子乃生物生命的延续。第二层是：自己功成名就乃是精神生命的延续和发扬光大。要完成和实践这一层的孝，不仅要生儿育女，更要先使自己的生活与生命具有社会、文化、道义上的见识、理想与修养。这一层的实现极其繁琐和艰难。所以一旦有成，即功成名就，就可显亲扬名，光耀门楣。这被认为是延续父母与祖先的高级生命，具有很高的家庭与社会价值，属上乘的孝道。所以自古中国人就特别重视立身、立德、立言，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建功立业，立身扬名。只有功成名就，才能显耀门庭，光宗耀祖。 此外，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个重视家庭、家族的社会。每个人都要受家庭、家族的监督和控制。家族都希望其子孙后代成为受社会需要并受社会欢迎的人。如果在社会上得不到地位、名誉，则被证明是个对社会毫无价值的人而遭唾弃。为了不遭人嫌恶，就要努力追求功名，使个人的行为具有社会价值，才能恩泽父母，显耀祖宗，在家族中成为一个受尊敬、受欢迎的人。否则就是毁坏父母的声誉，给祖宗脸上抹黑，可能遭到排斥和指责。传统的中国人把“愧对列祖列宗”视为人生最大的“耻”，而“无颜见江东父老”则只有死路一条。 三、日本人“名”意识表现及相关因素 日本人有关“名”的社会意识是封建社会培育出来的一种特殊的意识。“惜名知耻”最早是在幕府初期的镰仓时代被明确提出的。日本武士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就十分强调重视“名”的思想。日本人“名”意识表现为一种名誉心。其思想意识经过室町幕府时代，在近世封建社会得到继承和发展。它生长的土壤是武士这一特权阶级。通过强调重名、知耻的思想，确立起武士道的中心道德。“名和耻”还是维持主从关系不可缺少的因素，武士的名誉主要是指对主君的忠诚。直至今天，对许多日本人来说，被评价为忠诚组织，受上司赞赏和被同伴表扬是一种莫大的荣誉，把被指责为背叛组织、不忠诚视为莫大的耻辱。高桥敷在《丑陋的日本人》中对日本式的名誉心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辛辣的嘲讽。“日本人为了追求名誉，人类的幸福就可以忘记，即使有时要受阴谋诡计的折磨，有时被迫卑屈地淹没人性，也要抢先立功，等到什么时候俯视周围的民众，含泪叙说劳苦，这就是比生命还要宝贵的日本传统美德”。同时作者又举数例说明日本式的名誉心：“关于日本人与外国人在为名誉而努力时的想法，试看下面墨西哥奥运会上的短语集。” ——日本人 “如果在这里失败，那就是日本的耻辱。”——著名拳击选手之一森冈 “这种表现他们应切腹自杀，玷污了日本的名声。”——对游泳选手全体落选极为愤慨的旅墨日本人。 “我已经失掉了满足国人期待的信心。”——出场前自杀的月谷运动员。 ——外国人 “我喜欢跑步，家境又穷，因此拼命想拿冠军，获得奖金好上大学。”——四百米冠军易万斯 “即使在意大利第一，其它国家还有更快的运动员。”——因无一人夺冠而觉遗憾的意大利人 “今天实现了拿金牌的愿望，以后想结婚、生孩子。”——女子体操冠军查斯拉芙斯卡 日本人趋于把名誉看得比正义、责任、高尚的情操更为重要。对传统的日本人来说，“永恒不变的目标是名誉”，为了名誉，可以不顾事实，不分善恶。这种名誉心实质是“自我形象的保持”。为了保全名誉，不能承认其失败，不能承认错误、缺点，甚至包括过失。日本人心理防御机制是对名誉的极度敏感。传统的日本人通常用复仇或自杀的方式来洗刷耻辱并保全名誉。这种名誉感一方面可化为一种动力，促使人奋发向上，不甘落于人后；但另一方面又可化为一种消极作用：为保持所谓的名誉不肯认错，不肯悔罪。很多日本人私下都承认日本的战争罪行，但因害怕落得“犯罪的民族”、“残暴的民族”的名声而拒不公开认错、赔礼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