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感到理性

——关于我国当前道德形势的再思考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德顺(1945-),男,河北丰润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价值论、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及现实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
《教学与研究》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传统的道德观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引发了关于道德观念的深刻反思。从道德观念的角度看,要摆脱道德与经济的二元思维,确立社会实践的一体化观念;要克服片面的道德理想主义,确立从实际出发的科学道德标准;要纠正道德主体的错位,确立人民大众的道德主体地位。集体是以一定社会关系为纽带的个人联合体,它呈现多层次、多样化的面貌;对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加以具体分析。在道德建设上,要以道德人格的确立和健全为重心,要着重于公德系统的规范化,要强化和改进管理教育行为的道德示范功能。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01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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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素以讲道德著称的中华文化传统中,每当论及精神文明,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便是道德。如何进行现代化的道德建设,不仅正在成为精神文化现代化的前沿,而且也是新旧文化冲突的一个焦点,这里已经可以感觉到历史变革的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道德意识从情感化逐步走向理性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挑战。

      一、滑坡与爬坡:触发新的思考点

      自从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转变以来,我国社会道德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突出一点是许多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人们久已习惯的道德信念、善恶标准乃至话语的方式都受到了挑战,有的被冲击乃至颠倒了。人们的道德行为出现了空前错综复杂的局面,不少人的道德意识也处在极度混乱迷惘的状态。究竟如何看待和对待这种情况,不能不触动人们最深层的情感和意识,引发关于道德观念的深刻反思。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曾发生一场关于当前道德状况的“滑坡论”与“爬坡论”之争,很典型地反映了这一局面。当时,不少人根据社会上人际关系趋于疏远淡化、风气堕落、贪污腐败盛行、黑暗势力上升、犯罪现象增多等情况,较多地看到了转型期道德上的失落,他们惊呼“道德滑坡”,甚至认为正在走向“道德崩溃”。这一“滑坡论”的观点受到另一些人的批评。他们认为,当前的道德失控是社会转型期一种暂时的表面现象,与这些表面的“滑坡”相伴随的,还有深层的道德进步,如人们的道德心理和行为中出现的由“假”向“真”、由“虚”向“实”、由“懒”向“勤”、由“依赖顺从型”向“独立进取型”、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回归等变化。从长远看来,这是新的、现代道德文明振兴的开始。总之,我们的道德从本质和趋势上看,需要“爬坡”,也正在“爬坡”。

      两种看法的争论本来不是坏事,遗憾的是,由于有大量情感和情绪因素的参与,这场争论被十分肤浅地理解了,甚至被严重地误解了。人们往往以为,这仅仅是对道德形势“说坏”与“说好”的判断之争,是片面的悲观情绪与同样片面的盲目乐观情绪之争,甚至有人认为是有忧患意识和道德责任感的态度与不负责任的“粉饰太平”之争,等等,因此对争论采取了十分草率的简单化态度。然而人们没有看到,这场争论实质上是新旧两种道德观的对话,其背后隐藏着道德观念和道德思维的一系列重大根本问题。这些重大问题可以通过几个思考点的追问引申出来,触及普遍的道德理论和思想方法。如果讨论能够在理智的、科学的道路上展开和深入下去,这一点是不难被发现的。比如:

      ——命题的确定。某一时期的社会道德状况是“好”是“坏”,与它是“进步”还是“退步”,是完全相同的一个问题吗?分清这一点,弄清楚问题所在,本身就是极其重要的。它不仅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改革开放提供什么样的道义支持;同时也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迫切需要。在理论上,“好坏”判断可以有一个确定的标准,而“进步退步”则是相对性的历史过程。混淆了这两个问题,把“进步还是退步”的比较判断,当成了孤立静止的“好坏”判断,并且以为“进步”就等于“已经很好”;若是“还不够好”,就等于“退步”。“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这种在“左”的年代盛行的思维习惯,至今仍然纠缠着人们的头脑,致使道德思维中完全没有历史的动态观念,把一个有积极意义的问题变得毫无新意了。

      ——判据的确定。道德永远是指人的表现。一般说来,社会上任何时候的道德表现都是多样化的,其中必有“优、中、差”之分,而且按人数来说,也总是“两头小,中间大”。那么判断某一时期的社会道德状况,要以什么人为对象和根据(“说的是谁”)?能够作为整体或“主流”代表的是哪些情况?是以少数特殊人物(无论先进英模还是犯罪分子)的特殊表现,还是以绝大多数人的日常表现为判据?有人汇集少数不良分子的种种表现和影响,论证“一切很糟”;有人则汇集少数先进英模人物的事例,证明“一切很好”。二者同样以偏概全,都无视平凡沉默的绝大多数。恰恰在这一点上,人们缺少必要的反思、分析和共识,这反映了传统道德观念在确认道德主体的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盲区。

      ——参照系的确定。“滑坡”与“爬坡”的本义都是指一个动态的过程和趋势,因此必须历史地考察和比较。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道德是在进步还是退步,做出回答和判断合理的、最切近的对照物,显然只能是此前的“文革”时期:比起“文革”时期,现在人们普遍的道德水平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这是至少不能回避的问题。而“滑坡论”要么是忽视或掩盖了这一点,要么是以肯定那种“文革式的道德”为前提。如果是后者,则涉及如何评价“文革”时期人们的普遍道德状况问题,由此进一步涉及更深刻、更普遍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判断道德“好坏”的标准?谈论社会的道德状况,可以离开了现实的社会背景、条件和过程吗?

      ——标准的确定。用什么作为标准来判断某一时期的社会道德状况,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滑坡论”与“爬坡论”之争表现得比较充分。比如有的“滑坡论”者认为:即使是在“文革”中,人们能够“不计个人得失,不顾私人情面,不为升官发财,一心投入反帝反修斗争”,那样的表现在道德上是“高尚的”;现在人们则为了自己,为了挣钱而变得政治冷淡、人情淡漠,不择手段等等,相比之下是道德上的“滑坡”……言之凿凿。类似的看法多有所见,它们部分地反映了传统道德思维方式的精神实质,所以其结论乃是其逻辑的必然。“爬坡论”则根本反对这种道德评价标准,认为它的潜台词,多半是以轻视或否定群众个人的现实权利为前提,以要求人们无条件地多做自我牺牲为原则,而这种前提的不合理性,正在于它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是旧的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的缺点和错误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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