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洛克提出自由主义思想以后，几百年来自由主义成为西方社会思潮的一大主流，甚至成为人们生命与生活中须臾不可离弃的一部分。1971年罗尔斯发表其传世之作《正义论》，该书立足于卢梭的契约论和康德的义务论，以正义原则取代功利原则，强调正义、公平和个人权利的优先地位，并全面批判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功利主义。可以说，《正义论》的出版对西方的哲学界、政治学界、经济学界甚至法理学界都造成了巨大的震荡，同时，这一现象也透露出，作为西方核心价值原则的自由主义并没有终结各种价值，它的可质疑性也将随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翻向新一页。 所以，一点也不奇怪，《正义论》自出版以来便遭到来自左右不同方面的批评，到了八十年代，西方学界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开始在形上学方面对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进行批判，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C.Taylor)、桑岱尔(M.Sandel)、麦金泰尔(A.Maclntyre)等。他们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在本体论方面，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对自我的性质及其形成的理论是错误的，个体并非先于社会而独立存在；在价值辩护方面，他们批评自由主义无法给社群以内在的价值，社会只成为人们达成自己目的的一种工具。与社群主义相呼应，在伦理学领域里，也出现了一种“反理论”(anti-theory)的思潮，他们对近现代西方的伦理学理论提出质疑，矢向所指则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康德的义务论以及罗尔斯的契约论等，他们认为脱离境遇和脉络的普遍的道德原则并不能给实际的道德抉择带来任何帮助。反观西方学界的上述理论，我们发现他们的批判涉及面甚广，然而，他们对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式的自我概念的不满却是一个共同的中心，本文即试图对这一特点作出论述。 一 1980年，麦金泰尔在“道德哲学的危机：伦理基础的寻求为何困难重重？”一文中认为，当代人们的道德观念从总体上说是混乱的，不可能在价值层次的内容上取得共识，而寻求伦理之基础之所以这样困难，原因即在于仅凭理性并不能带来道德，至少不能带来具体的道德。麦金泰尔说：“当代道德论辩的主要特征便是，它们都是不确定的和冗长不堪的。当对立的结论展开相互攻击时，比如，‘所有的现代战争都是错误的’，‘所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自由之战是正当的’，‘有时一种伟大的力量必须介入战争以保护和平所需要的力量平衡’，或‘所有的堕胎都是谋杀’，‘每个怀孕妇女都有权堕胎’，‘有些堕胎是正当的，有些则不’——他们源于理性辩护的那些前提原来相互之间是不可公度的。”（注："A Crisis in Moral Philosophy:Why Is Search for theFoundations of Ehtics So Frustrating?"Knowing and Valuing---The search for Common Roots,ed.by H.T.Engelhardt,Jr.and D.Callahan,The Hastings Center 1980,p20.）麦金泰尔认为，当代的这种道德哲学危机原因并不难发现，各种道德观念之间的矛盾和捍格仅仅是它的表面现象，其深层原因则是各种道德观念都是在理性的旗帜下证明自己的正当性，而现代道德哲学的特征正充分说明了理性对于道德的无能。麦金泰尔说：“现代道德哲学有三个根本特点，首先它表现为各种直觉；其次是理性概念的运用；最后即是在各种对立的道德判断之间处理问题的优先性方面的无能。”（注："A Crisis in Moral Philosophy:Why Is Search for theFoundations of Ehtics So Frustrating?"Knowing and Valuing---The search for Common Roots,ed.by H.T.Engelhardt,Jr.and D.Callahan,The Hastings Center 1980,第21页。） 这种理性对于道德的无能所导致的道德困境，当然有其悠久的哲学历史渊源。自从启蒙运动弘扬理性以来，哲学家一直试图为道德规则提供理性的合法性证明。洛克首先通过理性发现道德的基础就是神的律法，后来笛卡尔、休谟、边沁和康德相继提出理性的人必须遵守的道德规则，并各自给予理性的辩明，但这些道德规则本身却很难统一，有的甚至互不相容。以边沁的利益最大化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和以康德的道德律至上为代表的普遍主义，进行了几个世纪毫无结果的论战，最后向人们说明的是，理性对于道德建设实无多大的作用。每一种主张都被其它主张有效地批判，其总和即是全部陷入失败。麦金泰尔认为，试图给道德提供理性证明的方案已经决定性地失败了，从此我们先前文化的道德——因而也是我们自己的道德——就缺少了公共性，缺少了理性或判明的正当性。麦金泰尔认为，罗尔斯对正义原则的先验说明充分证明了理性在其思想中所占有的根本地位。然而，麦金泰尔指出，罗尔斯“从未在他的结论中注意到，在他希望找到和谐与秩序的地方，他找到的是混乱。”（注："A Crisis in Moral Philosophy:Why Is Search for theFoundations of Ehtics So Frustrating?"Knowing and Valuing---The search for Common Roots,ed.by H.T.Engelhardt,Jr.and D.Callahan,The Hastings Center 1980,第22页。）也正因为这个并不可靠的理性基础，使得以罗尔斯为主要代表的自由主义遭到社群主义者的强烈批评。 不难看到，当代道德理论中流行的理性我与笛卡儿的“我思”之我有直接的渊源关系。罗尔斯《正义论》一书所包含的道德理论之所以广受人们的瞩目，其中的焦点之一便是罗尔斯关于理性与道德关系的诠释。罗尔斯认为，我们讨论理性主义和理性观念应当避免把任何道德和价值因素考虑进去，换言之，依罗尔斯，理性乃是对道德价值保持完全中立的一种思想力量。道德规则若要普遍化、客观化其自身，它就应当把价值判断排除在自身之外。由是，道德实践的首要任务便是对这种普遍规则的遵行，一个人只要不违反这一规则便尽了道德的份。于是，现代道德哲学家的首要任务便一转而变为努力构造一套普遍适用的客观的道德规则，罗尔斯便把“基本德性”界定为“依据正当的基本原则去行为的强烈的和正常有效的欲望”，是完全依据理性的“干慧”所作出的行为。因此，在正义、公平的概念背后，罗尔斯实际上预设了一个可以不依赖任何客观外在因素所制约而又能完全依据正义原则作出正确判断的理性自我。也正因为此，麦金泰尔认为，罗尔斯的“正义”概念包含着一种“道德帝国主义”(amoral imperialism)。（注："A Crisis in Moral Philosophy:Why Is Search for theFoundations of Ehtics So Frustrating?"Knowing and Valuing---The search for Common Roots,ed.by H.T.Engelhardt,Jr.and D.Callahan,The Hastings Center 1980,第38页。）不过，在麦金泰尔看来，自由主义的这种理性自我观念却由于“缺乏任何合理的历史”而难于获得道德合法性之证明，因为根本上，“个人行为常常是一个社群行为(corporate deeds)：我是我的家庭、我的国家、我的政党、我的社群，一如它呈现其自己给这个世界一样，它们的过去就是我的过去。”（注："A Crisis in Moral Philosophy:Why Is Search for theFoundations of Ehtics So Frustrating?"Knowing and Valuing---The search for Common Roots,ed.by H.T.Engelhardt,Jr.and D.Callahan,The Hastings Center 1980,第33页。）“由于所有的道德总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性的当地情况特殊性相关联，当时的道德力图摆脱全部特殊性而成为一种普遍性道德的愿望，只不过是一种幻想。”（注：麦金泰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