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世界宗教议会”发表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自此，全球伦理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成为90年代伦理学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 学者们对全球伦理在概念上各有提法，大致有8种：1.“普遍伦理”；2.“普世伦理”；3.“全球伦理”；4.“世界伦理”；5.“世界道德”；6.“底线伦理”；7.“全球意识伦理”；8.“普适伦理”。 一、对普遍伦理持赞同态度的观点 在国外，首先倡导全球伦理的是孔汉思博士。他说：“我们所说的全球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是由所有宗教所肯定的、得到信徒和非信徒支持的、一种最低限度的共同的价值、标准和态度。”（注：[德]孔汉斯、库舍尔编：《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正由于开创性，这一理论的深度与完备性都还有许多欠缺，概念还相当模糊。“全球伦理”理论提出以后，在国际上引起了颇大关注和反响。 万俊人认为，当代宗教学、伦理学、哲学学者和政治家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提出普世伦理问题，是以一个基本的事实判断作为他们共同的价值判断前提：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已经陷入一场深刻的道德危机，这一危机既是整个人类现代性危机的集中反映，也极大地预制着人类未来的生活前景。其危机之深已使普遍伦理成为人们必须重新思考的一个时代性课题，而现有的各种伦理观念都已无法单独满足现代的道德文化需要。他认为普世伦理是可能的，并认为可以采用文化的和理性的方法。（注：万俊人：《普世伦理及其方法问题》，《哲学研究》1998年第10期。）他还在《儒家伦理：一种普世伦理资源的意义》一文中提出，儒家伦理对于普世伦理具有重要的资源意义。 何怀宏提出过“底线伦理”的概念，认为这一底线可以概括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这种底线伦理学同时也是一种普遍主义的伦理学，它面向社会上的所有的人，而不是仅仅要求其中的一部分人。这种普遍主义伦理还有一个内容：即它坚持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道德义务的客观普遍性。它希望得到各种社会合理价值体系的合力支持，而不仅仅只是一种价值体系的独力支持。这种普遍主义还坚持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道德上的一种连续性，坚持道德的核心部分有某些不变的核心成分。普遍主义道德要行之有效，需要建立在人们的共识基础上，现代平等多元化的社会则使人们趋向于形成一个最小的共识圈。（注：何怀宏：《一种普遍主义的底线伦理学》，《读书》1997年第4期。）何怀宏指出，“全球伦理”实际上是一些最基本的道德常识。之所以要倡导这样的道德常识，是因为这些道德常识在很多时候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并经常遭到人们的忽略。（注：何怀宏：《“全球伦理”与道德常识》，《中国合作新报》1999年9月9日。） 李德顺提出，全人类普遍价值体系的确立，要以人类最高主体形态——“类主体”或“共主体”的客观形成为前提。对人类共同利益认识的明朗和突出，标志着人类共主体的现实形态与具有普遍性的价值正在形成，这是可能建立普遍伦理的真实基础。确立普遍价值真实基础的根据，是人的生存发展的客观条件和方式。（注：李德顺：《普遍价值及其客观基础》，《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高扬先提出了普遍伦理建立的可能性首先要具有现实的生活基础，特别是利益基础；其次依赖于一定的人性基础和文化基础。建立普遍伦理的方法可以采用交谈伦理的方法、博弈论的方法、接受伦理学的方法。（注：高扬先：《关于建立普遍伦理的思考》，《求索》1998年第5期。） 以上学者都是赞成建立普遍伦理的。无论就所设定的普遍伦理的内容还是方法，这些学者的研究都比孔汉思的“全球伦理”理论要深刻得多。但这些学者还是过于乐观，理论过于理想化，对实践中可能要遇到的困难预料不够。在其后的一些表示质疑的文章中，关于普遍伦理的思考要冷静、现实得多，一些质疑也颇具启发性。 二、对普遍伦理持质疑态度的观点 刘魁认为，全球伦理的发展趋向只可能是具有全球视野、全球观念特征的“全球意识伦理”，而非任何类型的全球同质伦理。他引用赵敦华的观点，认为“归纳意义上的”普世伦理企图成为统摄全人类所有领域的价值权威，乃是落后于现代性的前现代性方案；它企图在外部为各部门立法，这也是不能适应于当代社会变化的一种已过时的现代性。而“理论建构意义上的”普世伦理不仅在内容上具有“西方中心论”的偏狭性，而且在方法论上也存在问题。他认为，各种形式的普世伦理不仅在理论上存在着种种困难，而且存在着实际操作的困难：1.它要求有关主体的意识具有绝对的普遍性，不能受到任何非全球意识与观念的影响。2.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全球性的普遍同质伦理在实践上面临着普遍推广的巨大难题。普遍伦理本身必然隐含着文化霸权的可能性，所以此种普世伦理不仅没有理论的可能性，而且在实际上无助于解决人类目前面临的各种严峻的“全球问题”，甚至会导致新问题的产生。所以，他主张人类在意识与观念上具有“全球性”特征的伦理观念与伦理体系，即所谓的“全球意识伦理”（注：刘魁：《全球关联与全球伦理的可能性探究》，《东南文化》1999年第6期。）。 卢风认为，有三重障碍在阻碍着普遍伦理的确立。这三重障碍，第一是利己主义。在今天的状况下并不是人人皆奉行利己主义，但是利己主义不同程度地表现于人的言行之中。第二是狭隘民族主义，在爱国主义的掩饰之下，独有民族主义情怀的人会大受赞扬。第三是人类中心主义，因为人并不是最高的主体，大自然才是最高的主体，动植物也有自己的主体性，自然永远具有高于人类的主体性（注：卢风：《普遍伦理的三重障碍》，《求索》199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