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管理伦理研究的缘起与进展 管理伦理是管理学研究和伦理学研究的一个暂新课题。20世纪管理科学的建立、发展以及广泛应用，使人类社会获得了空前的进步。瑞士经济学家肯德指出：“19世纪是工业的世纪，20世纪则作为管理世纪载入史册”（注：转引自波波夫：《管理理论问题》，中国社会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然而，使全社会关注管理与伦理之间的联系，并将管理的伦理问题在“管理伦理”的名称下加以专门的研究，则主要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美国，80年代起在欧洲，管理伦理突然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并迅速发展成为一门正式学科，而其直接的起因只是20世纪80年代比较集中暴露出的一系列经济丑闻，例如飞机采办中的行贿受贿、化学工厂中的有毒气体的大爆炸、对河流和海洋的大批污染、食物污染、在发展中国家实行不正当的市场实践活动、汽车走私、非法武器出口、内部贸易、证券公司和大额投资者的非法活动，等等。卡罗(Carroll)在1993年指出：“回顾过去30年来人们对企业伦理的兴趣，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对企业伦理的兴趣不断加深；二是对企业伦理的兴趣看来是由重大丑闻曝光引发的。”（注：Archie B.Carroll.Business and Society:Ethics and Stakholder Management.and ed.(Cincinnati,Ohio;South-Westrn Publishing Co.,1993).P.85.）而一谈到“丑闻”、“腐败”，许多人便开始注意到“伦理教育”方案的重要性。管理伦理（Business Ethics或Management Ethice），由于翻译的不同，有人将它称为“企业伦理”、“商业伦理”或“经济伦理”。管理伦理问题最初围绕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广泛的研究，“利润先于伦理”还是“伦理先于利润”，企业是否具有道德地位，这是研究的中心问题。但随着研究的发展，进而扩展到企业同有关的环境、社会、包括经济制度和政策方面的伦理问题的研究。通过20多年的发展，在西方学术界，管理伦理的研究进展大致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1.普通意识到管理伦理的重要作用、地位和意义，并对此开展了广泛的研究。美国管理学家麦格戈里认为最高主管的伦理品质是管理哲学的中心内容，他指出：“影响一个最高主管决策品质优劣之因素，在于他本人管理哲学前进或守旧程度。所谓管理哲学系指事业最高主管为人处世基本信仰、观念及价值偏好”。管理学家霍金斯认为，由于现代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管理早已超越了企业的范围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因此现代管理不应停留在传统的组织技术方面，而应着重研究反映现代人性的人文价值，批判传统管理学中的实证主义哲学观，构建组织系统的价值模式和考察现代人的行为价值逻辑应成为管理理论的核心。管理同哲学、价值、政治、文化、语言、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联系，管理应力图“寻求使管理获得一种价值行动的意义”，以使现代管理规范化（注：这里的规范不是指传统管理所规定的团体或组织的规章制度，而是企业组织所应遵循的社会伦理规范。在西方学术界，“规范”一词是与“实证”相对应的概念。“规范化”同“伦理化”的意义相近。）、伦理化和哲学化。弗里曼等在《公司战略与追求伦理》一书中指出：“追求卓越革命的基本伦理是对人的尊重。这是企业关心顾客、关心质量背后的根本原因，也是理解优秀企业难以置信的责任感和业绩的关键”（注：R.Edward Freeman,and Daniel R.Gibert.Jr.,CorporateStrategy and the Search for Ethics(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98),P.5.）。管理学家努力追求的东西，“既是一种‘人性’，一种‘道德哲学’，一种‘精神科学’，又是一种‘严谨的科学’”（注：丹尼尔·贝尔：《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相继出版了一批关于管理与伦理结合的著作，如《道德管理的力量》、《凭良心管理》、《道德和商业行为》、《商业伦理》等，同时，几乎所有的管理学教材都辟有专章讨论“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伦理”，甚至渗透到战略管理学、国际企业学、组织行为学、市场营销学、谈判学等课程中；管理伦理和企业伦理方面的研究机构纷纷成立（注：吴新文：“国外企业伦理学：三十年透视”，《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2.研究的主要问题基本上分属于三个层面：(1)微观层面，主要探讨企业中的单个人之间即作为管理者或被管理者、同事、投资者、供应商和消费者这些单个人的伦理关系问题。由于这些单个人对企业而言担当着不同的角色和作用，为了认识和承担自己的道德责任而应当做些什么，能够做些什么和实际上做些什么；由于这些单个人处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某一项管理行为或经营行为会产生什么看法，如何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中把正确的观念传递给他们，从而规范这些人的行为以符合组织的宗旨、价值观和道德；作为一个企业，如何处理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如是否应当满足消费者的一切要求？是否有责任使消费者正当地使用自己的产品？雇主与雇员是否有超出公司规定的伦理责任？还有劳动条件、工作环境、待遇等问题，都属于微观管理伦理层面研究的内容。(2)中观层面，主要研究各种经济性组织（如公司、厂家、贸易联盟、消费者组织、行业学会、工会等组织）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尽管这些组织是由个人组成的，但是组织具有自己的目标、利益和行为方式，并能发展一定的自治性，这种自治性具有超越个人行为的特征。由于社会分工不同，各种组织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些组织在自身的行为中应具有什么样的观念，如何以自身的独特作用为组织的管理伦理作贡献，如何处理同贸易伙伴、竞争对手的关系？如何积极吸纳其他组织与管理伦理的建设等问题，是这一层面管理伦理研究的主要内容。(3)宏观层面，主要研究社会或制度层次上（包括经济制度和经济条件的形态如经济秩序、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国际商务活动等方面）的伦理问题和伦理责任。如社会保障究竟是哪方的责任，政府、企业、个人应如何分担？从前非商业化的活动如医疗卫生、文化机构，现在也商业化，对不对？在国际贸易中应如何对待客国与母国的伦理规范和道德标准的差异？企业如何参与建立一种生态兼容的经济，使所有的人都能体面地生活在地球上？如何克服世界范围内的贫困、失业和各种歧视？如何在国际社会造成公平正义的贸易环境？如何应对全球范围内的危机问题？等等，是这一层面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这三个层面上，单个的人和经济组织都被认为是道德行为者，都被假定有着或多或少的决策自由度，这种自由中自然也就包含着相应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而尤其强调在企业的管理伦理中，组织行为的伦理指向和伦理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3.在研究具体的管理行为的伦理问题时，不同的区域具有不同的特色和认识。一般而言，北美人更接近于强调决策和行为的自由以及相应的责任，而有一种忽视限制的倾向；欧洲人则强调应以伦理责任的形式勾勒出商业的条件。“企业里的美国人有一个强烈的信念：个体经营者与公司能够而且应该做得更符合伦理要求；他们不仅尽责地遵循经济和法律的游戏规则，而且应该有一个先于运动的立场，因为宏观层面上的这些规则不能完全地决定微观和中观层面上的行为。与之相反。欧洲人倾向于把道德优先权放在客观层次上，主张只有规则及其运用才有道德问题。”（注：G·恩德利：“企业伦理学：北美与欧洲的比较”，《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德国人十分注重对企业管理伦理的基本问题的探讨，例如，什么是公司伦理的合理概念？在市场经济中究竟是否能容纳超越于最大利益原则的公司战略的伦理取向？如何为企业和公司伦理建立一个可靠的哲学基础，以使所谓价值判断的任意性不再成为反对企业伦理学成为一门学科的理由（注：H·斯特曼：“公司伦理学：概念框架与基本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日本人则十分注重研究企业行为伦理的民族性和实用性，把符合日本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如忠诚、仁义等）融进企业的经营活动之中，目的在于使企业内部员工之间以及企业与外部之间形成较为融洽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