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入世”谈判的成功结束使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将很快成为现实。对此，我国企业界反响很大，并纷纷谋划相应对策。从各种媒体的有关报道来看，大多数企业或企业家似乎都只是在产品、关税、价格、成本、规模、技术等方面动脑筋，至今还未见有人从企业伦理文化方面来谈论“入世”后的企业对策问题。换言之，我国企业界还未意识到在“入世”条件下企业伦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正由于此，笔者认为，现在仍有必要谈谈这个带有基础性或启蒙性的问题。 企业究竟是否应当和是否可能进行自身的伦理文化审视和建设，这个问题曾在西方国家引起激烈争论。参加争论的既有各类专家、学者，也有不少企业主及其代理人。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或者出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或者出于为自身不道德行为作辩护的需要，或者囿于某种短视的经验与编见，都异口同声地否认企业的伦理道德责任，否认对企业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必要性和企业进行自身伦理文化建设的可能性。有的人甚至把“企业伦理”的提法嘲笑为所谓“矛盾修饰法”，认为这种提法是将彼此绝对排斥、水火不容的东西硬凑在一起，就象“聪明的愚蠢”、“残酷的仁慈”、“高尚的卑鄙”之类词语一样荒谬。总之，要研究和建设企业伦理是完全不必要和绝对不可能。 然而，社会的发展并不以资产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也超出许多专家、学者的意料。近代以来，一系列社会运动、变化给整个资本主义企业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推力，使企业伦理文化问题甚至以加速度的形式向企业逼近。 首先，唯利是图的企业主们在经营中一系列“黑良心”的丑恶行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抨击和辛辣嘲讽，从而使资本家经常处于狼狈不堪的境地。特别是不法资本家对广大消费者的坑蒙拐骗行为，更一次次地激起了社会上的反企业特别是反商业浪潮。这些浪潮不仅使黑心的资本家遭到众人唾骂，而且进一步发展到抵制经营产品、损毁经营设施等行动，以致造成某些企业的破产、倒闭，从而直接给资本家带来经济上的损失。严峻的现实告诉资产阶级，无视企业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规范，已经危及到企业的生存乃至企业主自身的安全。这时，一些比较严肃的资本家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自己和自己企业的伦理道德问题。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另一个角度引发了人们对企业伦理问题的思考和关注。二战中，不仅以成千成万的人员死伤、数亿人正常生存条件的毁损，构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一次空前大破坏，更以在法西斯统治下的各种“集中营”、“劳工营”以及法西斯国家内的各种“军工企业”、“军管企业”里发生的无数令人发指的反人道行为，构成了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浩大的人道主义大灾难。法西斯主义的各种暴行告诉人们，在人类的科学文化发展了数千年的时候，一些人和人类群体还具有许多比野兽凶残得多的反人道本性，而制造这些罪恶的人却往往都具有相当高的科学和文化教育水平，这就大大损伤了人类和人类文明的价值。二战后，法西斯主义的反人道罪行臭名昭著，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种状况反映到企业中，就是许多企业主不敢再用野蛮、残酷的方式对待所属职工，加上对外竞争等因素的影响，在西方的企业管理中出现了一种人性化、人道化的趋势。与此相应，企业伦理文化的研究也逐渐受到重视。 再次，二战以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比较成熟的发展阶段，加上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宇宙空间技术的发明、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科学技术革命，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导致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显著改善，并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乃至消费需求都发生了深刻影响。如消费者的需求产生了多元化、个性化的趋势，对消费品的要求不再单纯注重于数量，而是在质量、款式、色泽乃至所表现出来的审美价值和情趣效果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消费品的数量方面则普遍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形成了由消费者被动地接受购买甚至限制购买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主动地选择购买的“买方市场”，由此使企业之间以争夺消费者为主要目标的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和开发新产品，以激发消费者的新需求，便需要及时物色到各类相应的人才，从而使市场的销售竞争又转化为人才竞争。这时，企业职工尤其企业所需的科技人才、营销人才及管理人才等，也由过去的单纯被迫雇佣逐渐转变为有选择地雇佣。许多企业人才在选择工作单位时，除了考虑工资待遇物质条件等因素外，常常还要考虑企业内外的有关人文伦理环境，特别是在工资待遇水平大体相同的条件下，人们在选择企业时往往更倾向于将与自己才能发挥和心情舒畅相关的企业伦理文化环境因素放在重要位置来考虑。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所处的内在伦理环境、企业自身的道德形象以及企业主本人的道德面貌，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企业能否吸收优秀人才和能否赢得广大消费者青睐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由此，许多资本家或主动或被动，都逐步地把本企业伦理文化环境的问题，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加以审视和决策。 第四，自60年代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陆续出现了一系列直接或间接涉及企业伦理道德问题的社会性运动。这些运动对于促进西方国家对企业伦理文化问题的研究、加速企业伦理文化的建设也起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其中最主要的有： 消费者运动，亦称“维护消费者权益”运动。这一运动的直接目标就是维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反对经营者对消费者的任何欺诈行为。这一运动的兴起得到了社会公众的普遍支持，先后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成立起影响相当大的“消费者协会”之类常设组织，并与有关国家机构、社会团体和新闻媒介建立多种联系，不少国家还正式颁布实施了有关法律，由此形成一种对各类企业的经营行为产生严厉监督、评判和惩处的强大压力。消费者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使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能及时得到揭露，成为社会公众舆论攻击的对象，而且可以通过一定的渠道和程序向有关企业索赔，直至起诉和制裁。在西方国家，由于企业损害消费者权益而引起的这类制裁，往往导致被告企业遭受重大损失。显然，消费者运动已经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使企业的伦理文化问题成为了涉及企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