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黑格尔眼中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别的东西”（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一册，第119-120页。），甚至认为，“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一册，第119-120页。）黑格尔“不能从中获得特别的东西”的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黑格尔对孔子的认识不但只是凭少许不严谨的译本，而且只看到了那零散的道德教训，而没有触及孔子思想的整体结构，不能从整体的角度深化对部分细节的把握。因为黑格尔以西方文明发展的道路为模式构筑了唯一的“世界精神”的哲学发展史。已故的精研佛学的傅伟勋教授也不承认孔子是哲学家，“但孟子是哲学家，孔子只告诉你结论，没有告诉你结论是怎么来的过程……。”（注：王灒源：《人物专访：创造性的诠释学家—傅伟勋教授访问录》，《哲学与文化》，台北，辅仁大学，1997年12月，第112页。）但尽管如此，结论也必然有其哲学的基础和推演的方式。傅伟勋的前提是：没有以明确的文字阐述其思想来源的，算不得哲学家。以此推论，后来“不著文字”而注重于行事中体道的禅宗高僧及明季泰州学派之颜何都算不得哲学家，释迦牟尼在世时更未著一字，大概也不能算是哲学家。 当然更多的人是把孔子看成东方哲学的开创者之一的，他们莫不首先努力在其零散的语录中，寻求思辨及逻辑的核心，希图为之重构一个哲学理论体系。“仁”往往被看作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杜维明就认为，儒家思想的原初形式是环绕着孔子的仁学而开展的，并借用欧美学坛的名辞，把仁学规定为一种“哲学的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注：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426页。）。匡亚明的《孔子评传》、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也都把仁学思想视为孔子的思想核心。于是有学者认为，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这已是公认的看法。实际上，“公认”只是过于自信的一厢情愿，不同看法的人还是不少，蔡尚思就承认经过了由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到核心是“礼”的转变，他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正是围绕儒家的礼学来展开争鸣的（注：蔡尚思：《孔子的礼学体系》，《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217,1207页。）。至于五四以来直至文革期间达到高潮的批孔思潮也多是从“礼”的角度来批判。 其实，在先秦时代，孔门弟子关于孔子思想的理解就已经发生了歧义。孔子殁后，其门徒散游各诸侯国，聚集徒众讲学或从事经济政治活动，宣扬并践履孔子学说。由于各门徒知识背景及个人性情本不相同，于孔子学说亦取舍不一，旨趣多异，遂有不同的派别，儒学内部产生分化。曾子重孝，孟子言仁，荀子推礼。哲学史上，大哲后学往往是“学焉各得其性之所近，源远而末益分”，今人的争论不过是孟荀之分化的继续。所谓的核心其实往往是叙述的起始概念，对核心的不同选择正是思想创新的前提条件。 近代以来，从学术思想角度来讨论孔子思想的不同态度大都隐含一个前提：一个思想家必然也必须有思辩的哲学为基础，而天才的思想巨人则更应构筑一个有严密的逻辑思维体系的理论构架。其实是，假定存在着一种静态的封闭体，它具有某种结构或中心。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这个中心被命名为不同的名称，如实体、理念、上帝以及孔子哲学中的“仁”等。尽管许多学者主张东西方哲学的精神与路径不同，但仍然在努力寻求孔子语录背后的哲学基础与体系的核心。由于古代典籍的散失与撺乱，我们没有直接而确切的证据来说明孔子是否真的作了《易传》，创立了他的哲学体系。但另一方面，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孔子确实知道、读过、乃至认真研究过《周易》，晚年或许因此而有些思辨的成果亦未可知（注：具体论证可参见：谢维扬《至高的哲理》，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29-130页。廖名春《从先秦秦汉文献论〈周易〉本经的作者问题》，《孔孟学报》，第71期，台湾1997年，第65页，等。）。黑格尔显然不知孔子与《易》的关系，他也承认，“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是这类思想的基础”（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一册，第119-120页。）。《论语》极少有思辨与纯粹的范畴，一些重要的理论术语往往仍然指向具体的经验世界。可见，孔子并未把周易的思想作为创立他的思想体系的必然的哲学基础。这或许与孔子年轻时因对周易的误解而采取排斥的态度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孔子的平生抱负与文化选择。思想巨人的伟大是一样的，但总是被赋予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选择。 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作为一个周文化的继承者，以平治天下为己任，那么，构筑一个思辨的哲学体系并不是重要的，而是着眼于时势，思考社会的整合有序、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途径。这是继续了商周以来思想上的人道倾向，也是一个广大区域内的众多部族构成的集体所世代关注的重要问题。因而孔子思想体系里不一定非得有唯一的逻辑起点与思想核心。其中重要的并不是理论推演的逻辑性与思辨性，而是它的世间性、实用可靠性，可以包容个人与社会，承担传统与变革，结合理想、信仰与此间生活。因此，孔子建立的是一个社会学的功能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孔子重点阐述了君子、仁、礼等概念的具体行为指向与社会意义，从而形成三个层次的相互关联的子系统，即个人的人格系统，仁义智信的文化价值系统和礼制的社会控制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