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恶观形成初探

      如所周知，因可靠材料的缺乏，学界对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系统研究，一般都从春秋战国开始，对于西周的伦理思想仅仅偶有涉及。然而，中华民族许多伦理观的源头及初生形态与发展过程却在西周时期，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的伦理思想予以足够的重视，才有利从整体上把握、认识中国古代的伦理思想。

      在伦理学的一般意义上，善与恶这两个概念是肯定或否定人们思想、行为的两种道德评价，是伦理学的基本范畴之一。各种伦理学专著皆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善恶的定义、标准以及阶级性与历史性等内容，然而据笔者所见，迄今似无人涉及中国伦理学史上的善恶观的形成及其相关问题。本文拟以金文与文献互为补证的方式，探索善恶观的形成及其相关问题。

      善恶观的形成是西周时期伦理思维进步，伦理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伦理规范及其实践是人们进行伦理思维的主要对象，而伦理规范与现实行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则是刺激伦理思维发展、深化的主要原因。西周时期，善恶观伴随着伦理思维的发展而逐渐形成。

      一

      联系西周以前的时期伦理思维及其评价观的特点，或许有利理解西周伦理评价观的发展演变。在伦理思维水平极其低下的原始时代，人们尚不能用丰富而多样的概念把握社会的伦理现象，伦理评价水平相应十分低下，具有粗疏、含混的显著特点。一般而言，时人往往将存在物区分为“有利的”与“有害的”。“利”就是“好”的，“害”就是坏的[1]（99-101页）。在原始时代人们的肯定性与否定性评价中，既混同了人自身的种种行为，同时又将事物的客观状态及自然物与人的行为混为一体。伴随着社会发展和人际伦理关系的复杂化，西周早期的伦理思维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既形成了德、敬、勤、恭、惠、懋、敏、慎罚、无逸、孝、友等伦理规范，也产生了休、臧、罪、辜等伦理评价现。然而与西周中晚期相比，西周早期的伦理评价水平较低，尚有一定的含混性。是时的休、罪观，能充分显示这一点。

      西周早期，休是用于肯定性评价的主要词汇。休，《说文·木部》：“息止也。从人依木，庥休或从广。”金文或又从宀，以示人在屋中休息之义。休之引申义为美、好。西周早期，休作为肯定性的评价观，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其一，指上天所降“休命”（注：《尚书·洛诰》：“敬天之休”，《多方》：天“大降显休命”，《逸周书·商誓》：“克承天休”。）；其二，指周天子，上级官长的命令或赏赐（注：周铭中屡见“对扬王休”，“对扬××休”类句式。其“休”指周天子或官长所赐命令、赏赐之休美。）；其三，指某种状况或现象的肯定性方面（注：《尚书·大诰》：王曰：“……‘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休，曾运乾《尚书正读》曰：“犹言休否，问辞也。”《洛诰》：“视予卜，休。”两处之“休”皆为占卜问辞，乃“吉利”之义。《召诰》：“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君》：“我受命无疆惟休，亦大艰。”《立政》：“休兹知恤。”上引与恤、艰相对之“休”，皆指美好、安乐的时光、状况。“休兹知恤”即“休而知恤”，类后世的“居安思危”。）。从“休”所涉的对象看，只有第二类与人的行为有关。也就是说，其虽为肯定性的评价观，但并非单纯用于对人们行为的评价；同时，涉及人们行为的评价，其义为“美好”，严格意义上讲，“美好”类评价当属肯定性行为的审美评价，还不是肯定性行为的道德评价。

      西周早期，亦产生了用于人们行为道德评价的臧观念。西周早期文献中，臧字两见。

      《周易·师》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

      《尚书·酒诰》：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臧。

      臧，《说文·臣部》：“善也，从臣，戕声”。甲骨文臧作“”，从臣，从戈，象以戈击臣之形，本义当为臧获。对于臧获者，臧获乃成就，是喜事，故臧引申为成功、顺利之义（注：《左传》宣公十二年：“执事顺成为臧”。），再引申为好、善。《酒诰》的“厥心臧”条，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释曰：“惟欲正我民，汝封当爱惜土地所生之物，以善其心。”《易·师》的“否臧凶”，朱熹《周易本义》释曰：“为师之始，出师之道，当谨其始，以律则吉，不臧谓不善，即无纪律之谓。”据上述可见，“臧”之善义，皆针对某具体行为的肯定方面而言，《酒诰》之“臧”指珍爱“土物”，《易·师》之“臧”，指”师出有律”。

      西周早期，“罪”是用于否定性评价的主要词汇。据《说文》及段注，秦以前“罪”皆作“辠”，周铭中有“辠”字而无“罪”字。辠，《说文·辛部》：“犯法也，从辛，从自。言辠人蹙鼻苦辛之忧。”金文“辠”与小篆构形同。辛乃施黥之刑具，自即鼻，“辠”会施刑于罪犯之义，其引申义用于评价、界定人们的否定性行为。西周早期，“罪”作为否定性评价观，主要涉及两方面：其一，指罪恶，如《尚书·多方》的“要囚殄戮多罪”，《无逸》的“乱罚无罪”，《逸周书·商誓》的“殪商之多罪纣”，此类“罪”皆指罪恶，罪恶者为刑罚或杀戮对象；其二，指过失、差错，《尚书·多士》载：针对殷遗多士构怨于西迁洛邑及未能入仕周朝，成王声称：“非予罪，是惟天命。”《孔传》曰：“非我罪咎，是惟天命。”即此“罪”指过错。《尚书·泰誓》：“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余小子无良。”（注：《礼记·坊记》所引《泰誓》文与此同。）《孔疏》：“其意言胜非我功，败非父咎。”即此“罪”亦指过失、差错类。西周早期文献中，一方面缺乏指称过失、差错类的词汇（注：就西周晚期以后的文献言，以“咎”称人们的行为，一般指过失，西周早期则不然。《尚书·洪范》：“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不罹于咎”即“不陷入罪恶”。《康诰》：“若有疾，惟民毕弃咎。”曾运乾《尚书正读》曰：“视民有罪，若己有疾。……民其毕弃咎恶。”即曾氏将此“咎”释为“罪”与“过失”。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将“若有疾”上属，作“惟民其毕弃咎，若保赤子”，《疏》曰：“此言用刑则谓保民如赤子，毋令无知陷于罪。”即孙氏释“咎”为“罪”。《孔传》则释“弃咎”为“弃恶修善”，即以“咎”为“过”。西周早期文献中，以“咎”称人的否定性行为，仅以上二见。咎，既可称罪恶，亦可称过失，正与“罪”字的用法相类。），另方面又以“罪”字称罪恶与过失，足见当时人们对自身否定性行为的评价，尚未将罪恶与过失从观念上加以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