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更多的证据表明，世界观发生彻底的变化正在发生。在全世界，这些变化正在重塑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最重要的证据来自“世界价值观测量”(Worldvalues Surveys)。世界价值观测量在1999～2000年进行了第四次测量。它测量了60个社会，代表了世界75%的人口，并覆盖了各种变量，包括从人均收入每年只有300美元的社会到那些人均收入比它高达100倍的社会，从伴随市场经济的老牌的民主国家到正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权威主义国家和社会。这个唯一的调查发现，个人信仰和所在社会特点之间有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 世界价值观测量主要找出那些先进的工业社会中价值观和信仰变化的模式。这些变化反映了经济和技术的改变已经导致人们将永远地从饥饿或疾病、死亡的可能性中逃脱出来。调查表明一个众所周知的而且重要的事实：随着经济发展，人类预期寿命得到提高。在最贫穷的国家中，甚至在今天，其平均预期寿命仅在40岁左右。在最富裕的国家，诸如日本和瑞士，它已达到80岁。但这种关系呈现曲线型。我们发现随着收入从生存线到每年几千美元，预期寿命急速提高，但是到了先进工业社会的水准时，上升的幅度较小。德国人的预期寿命与爱尔兰相差无几，尽管德国人的收入高于爱尔兰的两部。这表明工业化的经济增长着眼于提高人类的生存，但是在达到一定点之外，回报率减少。 调查表明，在全世界，世界价值观测量对幸福和生活满意度的度量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类的幸福与经济发展之间也是一种强正相关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曲线型。当从维持生活的社会，诸如印度、尼日利亚到先进的工业社会调查时，对生活整体上感到幸福或非常满意的人口比例在大幅度上升。但是超出一定的水平（韩国或爱尔兰目前的水平），曲线开始变成水平。在先进的工业社会，在收入水准和主观的幸福感之间实际上没有任何联系。在这方面，爱尔兰的排列高于德国。 诚如大家所期望的，收入水平的提高伴随着幸福和生活的满意度上升。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强。当超过一定的点时，曲线开始变成水平。当我们从低收入的国家转到高收入的国家时，主观的幸福感大幅度上升。但是当我们达到人均10000美元时，收入的影响开始停止。超过这个点之外，收入和主观上的幸福之间实际上没有任何联系。尽管德国人的财富是爱尔兰人的两部，但是爱尔兰人比德国人幸福。而且尽管日本的财富是台湾的三倍，但台湾人与日本人一样的幸福。 无论从预期寿命还是从人的幸福上看，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似乎产生很高的回报率。但是回报率接着呈现水平发展；超过某一个点，经济发展似乎不起多大作用。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中，依然还存在大量的变化。一些社会比其他的社会高，但是差异反映的是生活方式因素而不是经济决定论。无论从预期寿命还是从人的幸福的角度看，经济发展最终达到回报率递减的点上。这导致先进工业社会的人民的基本价值观和目标发生渐进的但确实是根本的变化。 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似乎对主观上的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在从饥饿状态到一个合理的满意度上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超出一定的门槛后，主体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开始停止。超出这个门槛后导致这些社会在基本价值观上发生代际转变。在曲线早期阶段的社会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强调经济增长，但是当超过一个门槛后，他们开始强调关注诸如环境保护和生活方式等生活质量的问题。尽管经济增长依然重要，但是当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发生冲突时，大部分公众把环境保护置于经济增长之上。 在1970年，我开始测量文化变迁，提出一个假说：在西欧战后一代人与前一代人在价值观的优先上存在差异，因为他们一直是在更安全的状态下成长起来的。当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代人把经济和物质安全置于突出的地位时，而更年轻的一代的大多数把自我表达和生活质量置于优先地位。我们的研究是在两个假说指导下进行的： ＊匮乏假说。一个人的优先价值观是社会经济环境的反映。人们把最主要的主观价值观给予相对匮乏的事物上。 ＊社会化假说。社会经济环境和优先的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相互调整；大量的时间滞差涉及到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反映的是青少年时期的状况。 匮乏假说意味着近来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先进工业社会的收入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再加上福利国家的出现，出现了历史所未有的境况：大多数人不再生活在饥饿和经济不安全之中。这导致在归属的需要、自我表达和参与社会上发生逐步的变化。繁荣时期的延长倾向于鼓励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传播；经济衰退倾向于起相反的效果。 但是，在经济水平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流行之间并不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这些价值观反映的是个人对安全的主观感受，而不是一个人自身的经济水平。尽管富人比穷人倾向于更有安全，但是一个人的安全感也受到他成长的文化背景和福利制度的影响。于是，匮乏假说必须用社会化假说来补充：基本的个性结构倾向于在进入成年时期时形成，以后的变化相对较小。 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这两个假说产生出一套有关价值观变化的预测。首先，匮乏假说意味着繁荣将促使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流传，而社会化假说意味着个人的价值观和社会整体价值观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大多数情况下，当一个社会的成年人中年轻一代的主力军取代老一代时，基本的价值观变化就发生了。结果是，经济和物质安全长期提高后，一个人将发现在老一代和年轻一代之间的优先的价值观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差异；它们是由不同的经历所塑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