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原始的洪荒时代，到出现阶级对立，发生激烈的社会冲突和残酷的阶级斗争，进入人性的异化阶段；继而经历三次社会革命，使伦理道德发生三次深刻的转变；都确证了人类之伦理道德的整体演变展现出其必然性和规律性。特别是18世纪后的工业革命，既使人性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展现，由此产生了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情感主义、契约论的伦理观，又在极端个人化基础上，出现了叔本华的意志自由论、尼采的非道德主义、本末倒置的善恶观，以及弗洛伊德的性道德论。至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后现代思潮，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诸如电脑网络、人工智能、器官移植、基因工程、克隆技术，以及生态环境危机等引发的道德反思，导致人类伦理观再一次对传统伦理观提出激烈的对抗和挑战。其综合性表现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后现代伦理的价值取向 后现代伦理观在价值取向上，从以往的绝对主义转向相对主义，从理性主义转向非理性主义，从基督教的赎罪和受苦原则转向享乐主义和幸福主义，从占据统治地位的一元论和独断论转向多元论和自由论。在一个由高科技建立起来的新世界里，一切旧的根——宗教、民族、社团、家庭、职业，包括全部官僚主义制度和顽固弄权的政党组织，无不在加速冲力的旋风式冲击下摇摇欲坠。其思潮主流是：不断激励人们提高适应性，寻找全新的形式和途径，创建多元和谐的国家与社会，实现新奇、冒险、刺激、洒脱、美好的人生。政治文化走向多元化，使得一个不健全和非祛魅的世界成为有机的、整体的、过程的、非决定论的自由世界；逐步克服现代社会中存在的人为中心、反人道主义等特征，减少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战争升级等灾难性后果。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不论是伦理观念还是道德准则，除了个性化和多样化外，不存在别的理性的或科学的本性。文化观念的多样化与自由探索的科学并不冲突；与之冲突的只是狭隘的“理性”概念；它经常利用凝固、歪曲的科学形象兜售老朽的信念，消除异己的样式。而现实却到处都充溢着人类不断变化的观念、意识和希望。人类掌握的认识和实践手段不可尽数，获得的知识和真理形式无穷多样。现代理性除了盗用国家权力以外，几乎是纯粹的抽象和清谈。多样化才真正体现人类文化的本质，对人类的实践行为和生死存亡才真正有益；单调和齐一不仅减少人的快乐与智力、情感与物质上的源泉，本质上也是违背人性的。然而现实社会反对多样化的强有力传统却主张用道德法则和物理学规律对多样化进行限制；使得现代文化的差异趋于消失，“环境的高度贫脊化和普遍的齐一化成为当今世界所有政治和经济制度下的工业社会的特征。”（注：Donald Heyneman,"Journal of Parasitology"1970(1),1984,P.6.）人类日益严重地受到迟钝和乏味的威胁。单调齐一象弥漫的浓雾正在吞没许多国家。理性缺少多样化，也就缺少自由。相反经常“利用乏味的口号、空洞的原理来兜售一种有条理、有意义的世界观，但却不能激发起人类自由，只能是孕育奴隶制度。”（注：P.Feyerabend,Farewell to Reason,New York,1987,P.12.）因为自由是不能以任何理性的教条为基础的；更不能通过强制手段实现，只能通过探求的实践，人人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才能变理想为现实。 因此后现代伦理竭力反对绝对主义，倡扬相对主义，认为正是在近代和现代，支配人伦行为的理性原则在人类历史上留下许多不光彩的标记，不仅传播了浮泛过火的教条和形式，而且导致了虚假的观念和意识，遗憾的是迄今它的种种劣根性并没有得到清除。而真正能破坏理性，迫使理性告别的哲学则是相对主义。因为相对主义是合理的、人道的和广泛传播的。至于它经常受到攻击，是因为一些人一直希望用真理和实在概念来铲除它。然而只有相对主义才能公平、宽容地对待各种传统、理论和文化。它不仅历史悠久、空间广阔，其丰富含义也使不同文化强调不同方面，使不同民族用自己最感兴趣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行为和价值。比如“实践相对主义”认为一切个人、团体，乃至整个文明都可以通过学习异己的文化、制度和观念而获益。“罗马天主教可以通过学习佛教获益，内科医生可以通过学习《内经》或者与非洲的女巫医生交朋友获益。……科学家可以从非科学的方法和观点中获得好处。”（注：P.Feyerabend,Farewell to Reason,New York,1987,P.21.） 科学也要被作为诸多传统中的一种来看待，而不要作为判断是非曲直和可接受性的标准。一些发达国家风行的自由、民主的观念，重要之处就在于鼓励公众的自由争论、多元化的行为和实践，以及发展各种不同的传统，尊重每一个人的自我选择；充发发挥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的潜在能力；科学要更多地服务于主观精神世界，而不是要把人类改造为客观世界的奴隶；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不只是被动地遵从它，而是要能动地改造它，并由此创造诸多全新的世界。许多社会形式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建造起来的，且为它们的居民提供了各种不同的家庭形式和生存手段。因而呼吁人民利用多种途径来建立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欲达此目的，像大自然那样无约无束、自由自在地创造自己的世界是最完美、最简捷的途径。这是天地同根，万物一体的结果，也是意识和实在的统一力相互结合的结果。 这种结合将使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利于推动文化的多样性。“每一种有足够理由信以为真的陈述、理论、观点都存在论据证明与之相冲突的抉择至少是好的，甚至是更好的。”（注：P.Feyerabend,Farewellto Reason,New York,1987,P.76.）这个世界是一个动态和多面的实体，其中的物质和生命、思想和情感、变革和传统将为所有人的利益而合作。变化的宇宙中不存在绝对的确定性；物质和精神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不存在评判事物和理论的常规标准。因此“现在是让理性与这种潮流（单调、齐一和普遍的潮流）分开的时候了，如同它们过去的紧密联盟一样，现在要祝贺它们的告别。”（注：P.Feyerabend,Farewell toReason,New York,1987,P.13.）传统的真理观应向情绪屈服；不是真理构成人类行为的基础，而是“规范性观点和个人的特性共同构成了世界上的行为基础。后现代的同一性是由与他人的深切统一感以及与自然的深切统一感组合而成的。它同时也是由自由感和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组成的，它拒绝无条件地接受任何外在的权威作为真理之源泉。”（注：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一切真理都不是绝对的、永恒的、一元的、独断的和纯粹客观的，而是多元的、相对的，包含着更多的主观性和情绪化成分，真理作为人类用来指导自己实践行为的一种工具，不只是过去，而且将永远屈从于激情；激情是真理的发源地，也是真理的归宿。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激情、欲求和希望对于人生的成功和社会的进步更重要。“这些公认的价值取向为后现代伦理学奠定了基础。”（注：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