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于新世纪的门坎，展望未来伦理学的发展和道德建设的前景，于壮怀激烈的心境中更觉任重道远。为了中华伦理文化的伟大复兴，我们不仅应面向道德生活的实际作深入的调查研究，面向世界伦理文化作科学的吸取和借鉴，而且也应该面向民族伦理的历史传统作理性的总结与全面发掘，特别是通过总结20世纪中国伦理学荜路蓝缕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将会有助于我们找到新世纪中国伦理学建设和发展的契机和突破口。20世纪的中国伦理学是20世纪人类伦理学殿堂中最引入注目也最有民族特性和时代特征的伦理学。五千年悠久文明的中国直到20世纪才真正拥有了学理化、系统化和独立化的伦理科学。不特如此，20世纪中国伦理学是面向生活现实、转化社会风习、锻铸国魂和民魂的真正化理论为德性的实践科学和价值科学。从世纪之初“壮士竞言招国魂”，改造国民性，中经“五四”运动时期“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道德重建和复兴运动，到八九十年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培养四有新人，人们对伦理变革、道德建设的重要性给予了特殊的关注，竞相提出“救国莫先乎救人”，“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四个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等观点，使伦理学改造社会与人心的实践理性得以充分的发挥与拓展。纵观20世纪中国伦理学发生发展的历程，虽有无数的曲折和坎坷，但终成浩荡大方、劈波斩浪的气象，它不仅是时代的产物而且也参与着时代的创造，反映着开放之时代的本质要求和价值理性，并有效地扮演着引导时代和推动时代前进的历史角色，以自己的如椽大笔写下了人类伦理文化的辉煌篇章。 一 20世纪中国伦理学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1900年至“五四”运动前夕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伦理学萌生、孕育与形成的阶段；“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中国现代资产阶级伦理学发展和衰落以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形成并在斗争中发展、最终取代资产阶级伦理学的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曲折发展并经历重大挫折或坎坷的阶段；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改革开放路线至20世纪末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蓬勃发展并面向世界和未来取得重大成果的阶段。这四个阶段既互有一定的联系又具有各自的相对独立性， 共同架构并支撑起20世纪中国伦理学的大厦。 第一阶段主要伴随世纪之初新式学堂的兴建和对教科书的需要，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关于救亡图存之路、中西道德的论战，以及革命胜利后道德建设的时代旋律而展开。出于对改造国民性和道德革命的强调，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人士意识到伦理道德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并将其作为专门的问题来研究，同时引进西方的道德观念，以此来观照中国的道德问题，进而发展起了一门系统化、 理论化的伦理科学。 刘师培1906年编著的《伦理教科书》标志着独立化的中国伦理学科的正式产生和形成。此后蔡元培编著的《中学修身教科书》（1912年）和翻译的《伦理学原理》（1909年）（德哲泡尔生原作）；谢蒙的《伦理学精义》以及杜亚泉撰写的《伦理标准说》（1905年），愤民的《论道德》等文，均可谓独立化的中国伦理学学科形成时期的重要著作和论文。蔡元培1910著的《中国伦理学史》一书，标志着中国伦理思想史学科的诞生。 辛亥革命后道德领域里的国粹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潮，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的西方资本主义伦理文明的弊端，对中国思想界以极大的冲击和影响，不久爆发了《东方杂志》与《新青年》的东西文化论战，东方文化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或西方文化派围绕中国道德向何处去以及世界伦理文化发展大趋势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并为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人们为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所振奋，崇尚一种超越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道德之上的新道德，产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引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重大分化，原来崇尚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梁启超转而崇尚东方文明，成为东方文化派后期的代表人物；原来崇尚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则由民主主义发展而为共产主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先驱。在20年代初，梁漱溟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公开倡导新孔学，提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引起伦理文化领域又一次大论战。继之，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人生观》的演讲，主张为科学和玄学划界，认为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挑起了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梁漱溟、张君劢成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与此同时，李大钊与胡适之间还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此后中国伦理学界基本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家和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三种思潮相互颉颃并互有吸收发展的格局。三四十年代，三大伦理思潮在国内战争和民族救亡的过程中成长。现代新儒家学者建立起了新唯识学、新理学和新心学的伦理思想体系，系统地提出了伦理本位主义和复兴儒家伦理学说的主张。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一方面继续鼓吹一心一意地西方化，另一方面加大了对西方伦理文化的全盘引进和翻译介绍，张东荪、温公颐等人先后依据西方伦理学说编著出了自己的《道德哲学》和《道德学》读本。马克思主义中产生了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道德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伦理思想。40年代围绕着中国社会和中国伦理向何处去的问题，三大伦理思潮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和争鸣。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20世纪的中国伦理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自建国初期至1999年底的50年，是20世纪中国伦理学发展极不平凡也极为重要的50年。新中国伦理学50年的发展历程，可区分为前30年和后20年两个发展阶段。 前30年中国伦理学研究有发展也有坎坷，且经历过十年“文革”那样的重创和严重扭曲，教训十分深刻。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仍然有不少充满对真理和正义追求的人士潜心伦理学的研究，特别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伦理学还出现过短暂的繁荣。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一书和《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等文，冯定《人生漫谈》和《共产主义人生观》等书，吴晗《说道德》、《再说道德》以及《三说道德》等文，李奇《马克思主义对伦理学的革命变革》、《论无产阶级道德原则和功利主义》、《关于道德的继承性和阶级性》、《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关系》等文，周原冰的《道德问题论集》一书，此外还有周辅成对西方伦理学名著的编辑和对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的介绍评析，许启贤、江峰、高仲田、步近智、唐宇元等人关于道德阶级性和继承性讨论的文章，都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伦理学研究成果。其中所显示出来的伦理学智慧，为改革开放后伦理学的复苏及其繁盛奠定了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