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普遍的尊重并公正地对待一切人和物，是当今生态运动蕴含的根本伦理精神和核心伦理观念。这种生态观念对建构一种合理的经济秩序至关重要。我们看到，不论是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中，人们正在告别同时也不得不告别那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生态运动介入经济生活不再只是一种推测或设想，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实际的社会进程。全球性的生态、环境、资源问题，已经引起了生态伦理学对西方现代性经济伦理观念的挑战。经济学家、生态学家和伦理学家从各自的立场都意识到，是到了需要对以往坚信不移的现代性经济制度和经济活动的道德性进行置疑，并重新确立其基础的时候了。
一
“经济伦理”通常被理解为探讨对经济发展有利或有害的伦理动因和文化动因。这种对经济伦理的理解没有超出西方现代性范畴。它把在经济上获得成功作为最高的行为准则，个人的美德和社会的公正以及基本制度安排的道德合理性都必须服从这一最高原则。从肯定的方面说，这种经济伦理观试图用外在的经济价值取代内在的道德价值，用经济上的利己追求说明伦理上的利他效果，这对于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有作用。但是，从否定的方面看，这种经济伦理概念是建立在经济乐观主义的基础上的，它本质上拒绝对经济发展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任何形式的思考，是一种缺乏反省的经济伦理概念，它在推动经济片面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人类生存日益严重的危机。这种以经济乐观主义信念为前提或基础、以放任经济的孤立发展和片面增长为旨趣的经济伦理概念，是一种典型的西方现代性经济伦理概念。它隐含着自身无法解决的一系列难题和困境。
它面临的最大困境是“手段与目的”的颠倒。经济发展只是人类生活和人类幸福的手段，但是这种现代性结构的经济伦理由于确信经济的发展能够最大限度地增进人类的福利，因而把经济上的成功看作最高的善，经济发展成了人类生活和人类幸福的终极目的。
它还面临种种无法解决的价值冲突。西方现代经济是建立在自由、平等和人道等价值理念之上的，然而，在一种本性上以“掠夺”和“对外扩张”为基调的资本主义制度安排中，这些价值理念则成了一种争夺经济垄断地位、寻求世界霸权的工具。
从具体的经济伦理关系看，现代性经济伦理的核心是权利本位、效率第一，而不是以义务和责任为中心。这种伦理核心的极度膨胀造成无法避免的经济伦理困境。特别是在消费伦理领域，（1 ）经济发展必须最大限度地刺激消费，才能提高效率；（2）因此，高消费是合理的，是被现代性的经济伦理看作是“应该”的，是一种革命性的“应享”（丹尼尔·贝尔语）；（3）然而资源是有限的，就业机会是有限的， 为了少数人的“应享”而掠夺式地开发并竭泽而渔地占用人类有限的资源是否也是应该呢？这必然导致悖论。
应该说，不受限制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增进人类福利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灾难，现代性经济伦理在一切方面无批判地认同它赖以成立的伦理前提，就必然步入各种各样的困境之中。客观地分析20世纪人类在经济发展与自身存在方式问题上面临的诸多困境，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现代性的经济伦理概念受到的致命挑战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这种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为第一要义的经济伦理本身所隐含着的危机的爆发，它把人类引向了生态灾难的边缘。20世纪特别发人深思的事件是，当生态伦理学担负起挑战的职责，并迫使我们清算这种隐含着诸多片面性病症的现代性经济伦理概念的时候，经济领域应当确立何种经济伦理概念并对这种挑战作出应对？我们到了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二
追溯起来看，生态伦理学是20世纪20、3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一门新型边缘学科，它对现代性的经济伦理概念构成真实性的挑战也只是最近20年的事情。当生态伦理学的创始人莱奥波尔德发表他的《大地伦理学》的时候，这位思想家谈到的问题就为生态伦理学对现代经济伦理概念进行质疑并提出挑战作了理论前导。
莱奥波尔德说：“一切事物趋向于保护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它就是正当的，而当他与此相反对时，它就是错误的”。这个原则把“保护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丽”当作最高的道德原理，显然与把“经济上获得成功”当作最高行为准则（甚至被视为天命）的现代性经济伦理针锋相对。从莱奥波尔德的大地伦理学的基本观点看，生态伦理观一开始出现就对现代性经济伦理概念在下述三个方面构成了严峻挑战。
其一，是伦理学视野的扩大所构成的挑战。莱奥波尔德认为伦理学正当行为的概念必须扩大到对自然界本身的关心，进而协调人与大地的关系。也就是说，必须把伦理学的视野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维度扩展到人与自然的维度，把道德权利扩大到动物、植物、土壤、水域和其它自然界的实体。这对无视生态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无视地球资源的有限、无视地球上其他物种的福利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现代性经济伦理概念而言，更是一种直接的挑战。
其二，是生态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对传统世界观的挑战。莱奥波尔德认为，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必须在“大地伦理学”的视野中受到重新审视。人不是自然界的征服者，不是根据个人利益来操纵环境或根据经济利己主义来占用大地资源的经济企业主，也不是人类家庭成本的核算者。人首先是大地共同体的公民，作一个好公民意味着他不能以自己为中心，而应把关心、良知、责任、尊重和道义给予他的生物同伴。这种观点在世界观上激起了生态中心论对人类中心论的颠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