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改革开放21年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思想解放所催生的巨大经济动能改变了我国贫困落后和僵化保守的形态，一个充满朝气和进取性的民族正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随着由物质进步带动的利益神经的觉醒，呼吸着长期沉淀的逐利本能，利益意识向全社会扩散，逐渐为人们所认同与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范围急剧拓展，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如魔法一般喷涌而出。但缺乏规范的商业意识和逐利行为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使得社会经济具有过分商业化的倾向，原有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标准受到冲击，不少人的思想找不到归宿，原来具有道德思想的人在思想变迁中感到失落和痛苦，尚未建立坚定道德观念的年轻人则在新旧道德观念碰撞中迷茫，还有人甚至认为道德和社会伦理的衰落是社会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必要代价。一时间，“道德滑坡论”、“道德让位论”、“道德降调论”纷纷粉墨登场。道德观念方面的混乱倘若不及时澄清，将会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 在社会意识形态中，众多的概念难以量化，也难以衡量和比较。在此，为研究的需要，本文先提出三个关键词的定义。一是“道德量”，我们将其定义为：在某一时刻社会中人们在行为和意识中所具有道德的总水平。道德量是不断变化着的。二是“标准道德量”，我们将其定义为：在某一时期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时，为满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展，人们所应该具有并能够具有的最高道德量。标准道德量在一定的社会阶段内保持相对稳定，只有在社会变革中才能相应地发生变化。三是“道德水平”，我们将其定义为：某一时刻社会中人们所具有的道德量与该时刻社会应该具有的道德标准量的比值，即：某时刻社会道德水平＝该时刻社会道德量／该时期道德标准量，期望道德水平是指人们心目中所满意的社会道德水平。这里要说明的是，无论道德量还是标准道德量，其数值只能靠人们主观的评判（如专家打分）和心理感观获得，而道德水平可以在道德量和标准道德量量化后计算取得。 二 五六十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中，我国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乐观、向上的氛围之中，人们相互信任、团结，相互帮助而不求回报。以我们的定义，当时的社会道德量是比较高的。计划经济更为注重集体利益，个人的物质需求很低，社会物质供给也很低。虽然人们的精神面貌很好，但因为整个社会生产力很低，人们物质生活比较贫困。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如缺乏强有力的观念支撑是迈不开大步的，而且这种观念必须具突破重重传统束缚的冲击力。邓小平同志曾多次强调要关注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实质，他认为，我们搞社会主义几十年，到现在还是人民生活艰难、国家贫穷落后，这怎么能称得上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必须要使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物质财富不断增长。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将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邓小平同志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以对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看，物质利益占了相当的比重。利益追求是深得社会发展最基本要义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最后达到共富的政策是深得最广大社会成员欢迎的致富政策，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 致富浪潮推动着中国各地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的GDP连续20 年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物质财富急速涌现。而当前的相对过剩市场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作了物质追求上的极好注解。在这过程中，利益追求逐渐深入社会经济各肌体之中，产生了所谓“一切向钱看”的粗俗真谛。诚如民谚所言：“50年代跟着革命走，握着同志的手；60年代跟着斗争走，挥舞钢铁般的手；70年代跟着运动走，握着没准儿的手；80年代跟着感觉走，牵着梦的手；90年代跟着市场走，抓住钱的手。”改革开放、经济转轨时期，在观念意识方面，人们对一些具有永恒意义的概念如“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等进行质疑和思考。人们在50年代所建立的人帮人、团结、彼此信任、对人坦诚的社会道德氛围开始流失，其道德量和道德水平有所下降，并落后于人们心目中的期望道德水平。于是，人们感到人际关系日益复杂化、物质利益化、“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部分人出现了思想偏向现实化，价值取向实惠化，道德标准双重化，择业行为短期化，文化兴趣多样化，婚恋观念开放化，消费行为超前化等现象。尤其在个别人中，实用主义大行其道，本位主义日益严重，享乐主义逐步扩展，拿来主义随波逐流。甚至出现了惟利是图、见利忘义的“经济动物”，不择手段、见钱眼开的“道德思想坏死者”。由于社会道德量下滑，在商务活动中投机倒把、以次充好、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短斤缺两纷纷出笼。 追求经济利益的狂热不仅在经济领域愈演愈烈，而且把个别社会管理部门如政府行政部门、司法系统等也深深地卷入进去，“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全民经商、“下海”成为时尚，公司犹如雨后春笋，甚至形成了好象不经商、不下海就不是时代中人的风气。非物质生产领域如文化艺术、教育、社会科学、基础科研部门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评价开始松动，陷入低谷。中国的传统道德体系在利益追求的冲击下开始急剧演变，而新的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观念体系尚在孕育之中，社会进入道德观念整合时期。在物质进步的映衬下，日益暴露出中国缺乏强大的维系社会和人民的精神支柱和道德标准。利益追求观念在推动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唤醒了人类本身的攀高心理，从一个巨大破坏和冲击传统体制的强有力武器转变为社会经济转轨的催化因素，同时使得社会道德量在其作用下开始走向嬗变。 三 “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敏锐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第367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 我们愈来愈清楚地感受到精神文明和社会道德重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96年中国共产党十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党的十五大报告重申了这一目标，并且强调：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文化被提到一个非常高的层次，认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建设并最终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念体系已被清晰地列入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评判标准和目标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