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语言的考察总是面临意义问题，道德语言同样涉及意义的界定。自元伦理学（meta—ethics）兴起后，道德语言的意义究竟如何理解，便成为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直觉主义（intuitionism ）、 情感主义（emotivism）、规范主义（prescriptivism）等等， 试图从不同的方面规定道德语言的意义，并由此形成了各自的伦理学说。不难看到，对道德语言的理解，离不开对道德语言意义的分析。 首先应引入论域的，是道德语句或陈述与事实的关系。道德语句或陈述是否包含着对事实的描述（description）？ 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考察若干例句。“偷窃是不良行为”，这是以评价为内容的道德表述。从形式的层面看，它呈现为对某种对象（偷窃）的断定（断定既可以有肯定的形式，也可以有否定的形式），其结构包括所指称的对象（偷窃）、对象被归入的类（不良行为）、以及对两者关系的断定（以“是”肯定对象属于某一类或具有某种性质）。在这里，不良行为首先呈现为一种负面的道德价值，把偷窃归属于不良行为无疑是一种价值的判断，但它并不意味着与事实完全无涉。这不仅在于所断定的对象（偷窃）是一种事实，而且更在于偷窃与不良行为之间的联系，本身也折射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现实。在社会还存在不同形态的财产所有制的前提下，对他人或群体财产的不正当占有，往往会导致社会的冲突和无序化，这是历史演进过程中已经得到确证的事实，所谓“不良行为”，便可以看作是对这一事实的肯定。这里显然不仅涉及价值立场，而且也在实质的意义上蕴含着对事实的描述。 广而言之，道德实践总是展开于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生活世界中，这一本体论的存在境遇决定了表示道德规范、评价、判断的语词和语句，无法与具体的主体存在、与一定的社会伦理关系、与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相互隔绝。相反，它总是在不同的意义上折射着这种具体的存在形态，并相应地蕴含着对事实的断定和描述。当然，与道德语言相关的事实，并不仅仅以物理事实等自然形态呈现，它往往取得了制度事实等形式。这种制度事实当然不限于遵守诺言，而是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的特点在于已融合于社会的交往结构之中，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存在。制度化或社会化的事实作为历史实践的产物，虽然不同于物理事实，但在非观念性的存在这一点上，两者无疑又有相通之处；对前者（制度化或社会化事实）的断定，相应地亦内含着事实描述的意义。从道德认识的角度看，道德语言的描述之维，同时也使之具有了道德认知的内容。这种认知内容，是道德的概念、陈述、判断、命题可以加以理性讨论和批评、并进行理性论证的前提之一。 道德语言的描述性首先涉及道德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就道德语言与主体自身的关系而言，表达（expression）构成了其主要的意义呈现方式。描述以对象的规定为指向，表达则侧重于主体自身的情感、意愿、态度等等。当我们目睹某种不文明的行为后，往往会对该行为者说：“你不应当这样做。”这一陈述主要不是对行为本身性质的断定，而是主体态度的表达：所谓“你不应当这样做”的内在涵义，就是“我不赞成你这样做”，它所传达的，是陈述者对该行为的态度和立场。一般而言，以评价为内容的道德判断，其意义往往较多地与态度的传达相联系。（注：斯蒂文森显然已注意到这一点，他将道德陈述（statement ）与态度联系起来。参见Charles Stevenson:Ethics and Language,YaleUniversity Press,1944。） 道德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从一个方面制约着道德语言的特点；在道德语言的规范意义上，也不难看到这一点。规范涉及对行为的指导，表现规范意义的道德语句的常见形式，是“你应当如何”。按照黑尔的看法，它（规范语句）所回答的问题是：“我应当做什么？”（注：P.M.Hare:The Language of Morals,Clarendon Press,Oxford,1952,p.79.）广而言之，道德范畴、概念往往都包含规范的意义。当我们用诸如“善”、“对”（right）等道德范畴去规定、评价某种行为时，同时也蕴含着应当按这种要求去做的意思；换言之，道德范畴的如上运用，亦具有范导行为的意义。从本源的层面看，道德语言的规范意义总是体现了一定的道德理想，规范所蕴含的“应当”在以现实为根据的同时，又有超越于现实的一面：它的内在要求在于实现道德理想，道德语言对行为的范导意义，乃是以它本身体现了道德理想为前提的。 以上分别从描述、表达、规范等方面对道德语句和道德陈述的意义作了简略梳理，这种考察可以看作是一种分析的说法。从道德语言的现实形态看，上述意义并不是以彼此分离的方式存在。我们不妨先具体地看一下评价性的道德判断。当我们对某一行为作出“对”或“错”、“善”或“恶”的评价时，我们往往在不同程度上同时涉及描述、表达、规范等方面。以“你偷钱是错的”而言，这是一种评价性的道德判断，如前所述，它首先涉及行为者、行为和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制度事实，并包含着对相关事实的断定，即确认行为者的存在，将该行为归入“偷钱”之列（即以“偷钱”这一语词去指称所涉及的行为），肯定这种行为在一定社会背景下的性质。这种断定显然具有事实描述的意义。此外，作为一种评价，上述判断亦渗入了评价者的态度、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