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在当代中国道德教育乃至整个民族精神哺育中， 应当给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一席之地。在当代中国重提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一席之地。在当代中国重提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似乎是不合时宜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当代西方文化语境中，乌托邦精神颇受冷遇，在经验实证精神重压之下显得极为惨淡无光。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民对于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教训刻骨铭心、记忆犹新。经过极左思潮折难、饱尝唯心主义狂热苦痛的中华民族，对于乌托邦有一种本能的警惕，唯恐重蹈旧路。 然而，就西方文化精神精髓而言，却并不缺少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这既体现在其对自由的执著追求与备至呵护，亦体现为西方文化世界中的浓郁宗教情怀。无论是基督的拯救精神，还是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为自我立法之主体性气慨；无论是罗尔斯的正义追求，还是麦金太尔重返古典共同体美德的疾呼；无论是普通百姓的自我良知意识，还是西点军校对雷锋精神的褒扬，均从不同层面确实地表达了这种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在欧美世界至深至切。至于中国人民对于唯心主义、极左思潮的警惕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若因此而陷入拒斥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之境地，走向另一极端，仍不免幼稚。这是对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的误解。克服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诸多极不如人意之现象，振兴中华民族精神，建设一个秩序和谐、进步繁荣、民风清明的现代化强国，离不开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的张扬。 2、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的实质是一种批判反思、 追求至善的超越性精神。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利用希腊文字“美好”（eu）与“乌有”（ou）创造了“乌托邦”一词，意指一个“美好的”但并“不存在”的地方。虽然莫尔《乌托邦》存有某种根本缺陷，但是正如法国19世纪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所说的那样，莫尔《乌托邦》的“一些基本原则是人类智慧最伟大的进步，对人类未来的命运也是最伟大的贡献。”[1]（p253）莫尔《乌托邦》的影响不仅在于它所开启的空想社会主义后来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之一，更在于蕴藏其中的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引导、激励、塑造了一大批追求真理、献身正义、服务人类、造福人民、执著理想的人类精神楷模，极大地推进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 虽然“乌托邦”一词自出现之后就有褒义与贬义上两种不同的理解与用途，但这两种不同的理解均是从“虽美好但并不存在”这一基本含义引申而来，且所有褒贬理解均源于对“乌有”或“不存在”的两种不同理解、规定：将其理解、规定为与未来“理想的”存在相对应的现时“乌有”、“不存在”，则表示现实中暂不存在的境地，但这个理想境地一方面有现实的基础，另一方面通过人的努力是能够实现的，它是人类活动的价值目的指向；将其理解为没有现实基础意义上的“乌有”、“不能实现”意义上的“不存在”，则表示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超越于人类活动可能范围以外的境地，那是一种空想。这就是说，无论是在褒义还是贬义上使用“乌托邦”一词，它均是关涉理想性追求的，均是对理想性存在状态的渴望与追求，区别仅在于理想本身是否具有现实基础，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具体条件与途径。这样亦不难发现，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等于空想精神。 根据亚里士多德与孔子所推崇并实际贯彻运用的“中道”或“中庸”思想方法，如果我们能够将理想与现实两个互异的东西放在同一个视野中同时加以考虑，寻求彼此间的合理张力，那么，就会有三种理想与现实的连结逻辑：麻木、理想、空想。空想是完全没有现实基础的空洞幻想性，麻木是完全没有反思的纯粹现实性，理想则是具有现实基础的完满性，即，理想是作为麻木与空想的中道存在状态。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并不等于空想主义精神。然而，乌托邦精神与空想精神之间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乌托邦精神可以流化为空想主义精神：通过脱离实际，无限夸大理想性，而沦为空想。不过，并不能因为乌托邦精神有可能沦为空想精神就彻底否定乌托邦精神本身，这就恰如不能因为走路有可能摔跤而拒绝走路一样。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具有强烈的应然性特征，似乎给人一种感觉，这是从应然出发设计与规定实然，是以应然取代实然。在历史与现实中确实曾经出现过这种现象，但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本身却并不等于完全脱离实际的空想主义。这不仅因为这种理想主义精神本身来自于现实，是对现实的某种反思性把握，更因为要将这种理想境地变为现实，必须立足于现实，必须有扎实的行动，必须取行之有效的途径。因而，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也并不意味着就是与脚踏实地的务实态度截然对立，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要从实际出发，可以随心所欲，任意枉为，可以忽略社会生活中可行性、可操作性。相反，要实现理想主义乌托邦境地，就必须将这种理想性追求化为坚实的行动，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这就是中国古人常说的鸿鹄之志与日积畦步之统一，就是哲学上所说的实然与应然的统一。 3、 乌托邦精神意味着存在一种至善完满的价值目标与价值理想，正是这种价值目标与价值理想成为人们认识现实、指导行为的标准。一切现实都要经过这种价值目标与价值理想的批判，才能获得其存在的意义。 乌托邦精神既是一种思想方法，又是一种主观的精神操守。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乌托邦精神则是一种对现实的价值批判反思精神，它不满足于现实，指向未来，指向理想，以未来、理想观照现实。这正是利科在探究乌托邦的积极功能时所揭示的内容。在利科看来，乌托邦精神的积极功能是克服僵化、探索可能的东西。乌托邦精神将现存的文化系统置于一定的距离之外，使人们得以从外面以反思的态度来观照自己的文化系统及其生活世界。这样，乌托邦精神就是人类一种旨在破除僵化保守、走向未来的内在冲动。[2]（p46-47）这样， 真正的乌托邦精神而不是空想主义精神，在学理上，就是立于实然，据于应然，返观实然。它对现实充满了严肃的价值批判，但这种批判一方面是立足于现实并针对现实而展开的，另一方面又并不是不可实现的。[2]（p46）乌托邦精神并不满足于现实，相反，现实总是通向至善完满理想的一个阶梯，现实只有成为这个阶梯中的一部分时才是有意义的。正是在这个阶梯中，现实又总是要被否定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又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内在力量。作为一种主观精神操守，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使人们在立足于现实的同时，又始终目光向着未来与崇高，激励着人们超脱世俗的当下性，负有某种责任与道义。这就是人们敬叹的志存高远、胸怀开阔、目光远大之品质，就是东方民族引以为自豪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情操，就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世界中的十字架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