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伦理、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过程中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重要课题。南京师范大学王小锡教授近几年来著、主编的《中国经济伦理学》（中国商业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和《经济伦理与企业发展》（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力图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思辨与实证相结合的角度回答这一现实问题，“建立了一个比较合理的经济伦理学体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宋希仁语）。 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一个社会现象：一方面是经济的巨大成功，另一方面是道德的停滞不前、甚至是不断滑坡。这一现象在八十年代后期引起了我国伦理学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一门新兴的边缘应用学科——经济伦理学就此应运而生。王小锡教授及其他课题参与者始终关注着经济伦理学的开创和发展，并对于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哲学探讨，上述两部著作便是作者多年来思考的探索的结晶。 在对经济伦理学的理论探讨中，作者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了理论上的突破： 第一，在确定伦理道德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问题上，作者超越了“目的论”与“手段论”的对立，发现了经济与伦理的内在统一，提出了“完善意义上的经济应该是理性经济”（《经济伦理与企业发展》，第18页）的新思想。 当人们以伦理学的目光注视经济现象时，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伦理在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对此，理论界一开始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道德目的论”，这种观点认为伦理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经济是实现伦理目标的手段；另一种是“道德手段论”，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是伦理的目的，伦理是经济发展的手段。与伦理在经济发展中居何地位的不同观点相应，人们对如何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也产生了不同的认识，持“道德目的论”者认为，既然伦理道德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就应该强调伦理的规范导向作用，由社会发展的伦理目标来制约来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道德规范应该从一般社会领域中引进即“外灌说”；持“道德手段论”者认为，既然经济是伦理的目的，就应该强调经济发展的优先性，经济发展中的道德规范应该由经济发展自身所提供（即“内引说”）。 王小锡教授则超越了这种一元目的论，超越了经济目的与伦理目的的对立，认为经济发展与伦理发展之间不存在谁是目的论是手段的问题，二者是互为目的、互为手段的，从本质上来讲是一致的，经济发展本身也是具有一定的伦理内涵。 从这个角度看，经济与伦理不再是两个对立的目的，而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即一方面是“物质生活条件改善的经济目的”，另一方面是“实现着人的完美性的伦理道德目的”（《中国经济伦理学》，第132页）。这一理论的意义在于，它一方面说明了经济发展的合伦理性，另一方面又指明了伦理道德的可实现性，为经济和伦理的发展扫清了认识障碍，也为经济伦理学这一学科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在伦理道德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上，作者突破了不顾经济本身的发展规律、将伦理道德的社会作用直接套入经济领域的做法，提出“道德是动力生产力”的科学论断。 王小锡教授主编的这两部著作所开创的新思路是从伦理道德与生产力的关系来探讨伦理道德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通过对生产力的分析发现，生产力中有两个重要的方面：其一“人的素质是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经济伦理学》，第129页）；其二，生产力内部各结构要素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人与物的关系。而伦理道德正是从这两个方面融入生产力的。作者得出的结论是，道德是生产力，而且是“动力”生产力。这一理论的意义在于它真正揭示了伦理道德在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第三，在伦理对经济的透视点方面，这两部著作突破了原先的狭隘视野，将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纳入了伦理分析的范围。 当伦理的目光转入经济领域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即经济领域中的哪些东西可以为伦理所分析。在《经济伦理与企业发展》一书中，作者对经济的分析就不再是一种表面的分析，而是深入到经济内部，对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都进行了分析。这种对经济运行环节的伦理探讨，使伦理真正走进了经济领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正是这种视角，才使得伦理分析真正步入了经济领域。 《中国经济伦理学》与《经济伦理与企业发展》两书在研究思路上也独具特色： 首先，对研究对象上，这两部著作在我国经济伦理学研究的起步阶段，创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教授宋希仁先生把《经济伦理与企业发展》一书称之为：“它是我国经济伦理学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作住了经济伦理的实践理性特征，采取了理性思辨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经济伦理不是纯粹理性的对象，而是实践性的对象。它不仅需要形而上学的思辨，更需要对现实经济生活的调查分析。王小锡教授著、主编的这两部书，在经济伦理的研究方面迈出了走进经济生活的一大步，实现理性思辨与实证分析的结合、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在经济伦理、企业伦理基本理论的探讨方面，作者体现了极其高明的哲学思辨水平；而在对经济伦理、企业伦理具体规范的探讨方面，作者又表现了极其强烈的实证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