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后，现代西方文化正以裹挟一切的方式同化着一切地域文化。如今仍在抵制西方文化的地区和国家，有伊斯兰国家的伊朗、伊拉克等和中国、北朝鲜等。中国和伊斯兰诸国在抵制中已作出不同程度的让步，北朝鲜则已是四面楚歌。今天，人们正兴奋地谈论着“全球化”趋势，这“全球化”显然是以现代西方文化为底色的。那么以现代西方文化为底色的“全球化”趋势将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呢？是祸还是福？在许多人看来，答案很肯定：全球化趋势是新世纪人类的福音。问题果真这么简单吗？70年代以来，环境危机、资源问题、人口问题和粮食问题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全球性问题的产生与工业文明的不断扩张密切相关，与现代西方文化对人类文化的同化作用密切相关，故深入检讨现代西方文化对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模铸作用，对于正确理解当代人的生存境遇和预测人类未来的命运至关重要。 （一） 现代主义文化有个内在一致的整体结构。就其理念构成而言，它由如下四个基本要素（信念）构成：人道主义的个人主义、内蕴享乐主义的功利主义、唯科学主义和主体主义。（注：详见拙著《人类的家园——现代文化矛盾的哲学反思》，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现代主义文化为人们勾画了如下一幅生活图景和世界图景：“上帝死了”之后，人便是最高目的，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个人才是最高目的。人的终极关怀就是“凡人的幸福”，而“凡人的幸福”在大多数人看来就是物质生活的舒适富足和感官欲望的充分满足。科技的发展和运用，给人们带来许多实惠，科技似乎能保证“凡人的幸福”的无限增加，于是现代人把科技当作“上帝”加以崇拜，认为科学知识是唯一的知识，在科学之外无知识。科技是不断进步的，有人认为人类知识有朝一日可到达“欧米茄点”，所谓“欧米茄点”则是这样的知识状态：人类知识已囊括了一切宇宙奥秘。到达“欧米茄点”便意味着人类可以控制一切异在力量，便意味着人类已达到上帝的全智全能，从而可以“为所欲为”（注：参见〔美〕埃德·里吉斯著、张明德等译：《科学也疯狂》，7～8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现代哲学家们则相信，“我的语言的界限即我的世界的界限”（注：Ludwig Wittgenstein,English Translated by D.F.Fears and B.F.McGuinness,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Routledge,1974),P.56.），“世界就是我的世界”（注：Ludwig Wittgenstein,English Translated by D.F.Fears and B.F.McGuinness,Tractatus Logico— Philosophicus,(Routledge,1974),P.57.）。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人是主体，非人的一切都只是可供人类分析、解剖、认识，进而控制、宰割、复制的客体。所以，只有人才有内在价值，非人的一切皆没有内在价值，它们只有工具价值。不难看出，现代主义文化的理论体系和价值导向是内在一致的，但它包含着致命的错误，它正误导着人类文明。（注：详见拙著《人类的家园——现代文化矛盾的哲学反思》，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 功利主义是现代西方文化的伦理学基础，功利主义所内蕴的享乐主义是现代西方文化最显眼的特征，也是现代生活最明显的特征。古典功利主义包含如下三个基本信念： 一、只能根据行动的后果去评判行动的对与错，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道德上正确的行动就是那些具有最佳后果的行动。不妨称这一信条为后果论（consequentialism）原则。 二、在评估后果的好坏时，唯一重要的依据是后果所导致的幸福与不幸的数量。于是道德上正当的行动便是那些导致幸福与不幸之最大顺差（the greatest balance of happiness over unhappiness）的行动。不妨称这一信条为享乐主义（hedonism，亦可译为快乐主义）原则。 三、在计算幸福与不幸的量时，没有任何人的幸福可被认为比其他任何人的幸福更重要。每个人的福利都是同等重要的。不妨称这一信条为平等主义原则。（注：James Rachels,The Elements of MoralPhilosophy,(McGraw—Hill,Inc.1993),P.102。） 古典功利主义的后果论原则相对于基督教道德要求具有这样一个优点：它有利于在人与人之间营造一种道德上彼此宽容的社会环境，因为它只要对人的行动后果作正当与不正当的评价，而不追究行动的动机，更不要求人们具有与人格和生活习性内在一致的美德（virtue）。正因为如此，功利主义的流行使善与恶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即人不再像中世纪那样被划分为截然分明的两类：善人与恶人（善人是信仰正统教义的教徒，而恶人是异教徒）。这样在道德方面人与人之间便不再彼此苛求，避免了中世纪常有的那种不必要的所谓“善人”与所谓“恶人”之间的彼此仇视与敌对。后果论的宽容与自由主义的宽容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求，资本主义要求让人的“最强的动力”得以充分发挥，凭“最强的动力”的推动，资本才能不断增殖。不必要求资本家有高尚的人格，也不必要求他们在经营时心怀高尚的动机。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资本家“所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是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注：〔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不要求美德和高尚，在市场体制的协调下，力争发财的人们在利己心推动下所从事的经营活动的结果，必然是社会的繁荣。有“最强的动力”就够了，无需“最好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