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之尾，郭店出土了竹简《五行》，回应了20年前马王堆帛书《五行》所引起的学术震撼，坐实了思孟五行说，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 只是，我们的研究工作似乎还没能跟上。我们多半还沉浸在思孟五行学说终于被发现了的喜悦中，而很少解答《五行》篇本身提出的一些新问题。譬如说，《五行》谈五行而又有所谓四行，五行和四行的关系如何，便是其中首屈一指的大问题。如果再考虑到，与讲道德说仁义的竹简《五行》同时出土的，另有一篇也是谈道德的《六德》；这四行、五行和六德之间，又是如何分合的，它们在儒学体系中各占何种地位，后来的变化发展状况怎样，更是我们所无法回避的课题。 这些都是过去儒学研究中所不曾遇到过的新情况。只要谁个肯于直面这些问题，那么他便必将意外地发现一片尚未垦殖的新天地，那儿陈列着儒学的三重道德规范，它们组成了完整的儒家道德学说体系。那就是：人之作为家庭成员所应有的人伦道德（六德），作为社会成员所应有的社会道德（四行），以及作为天地之子所应有的天地道德（五行）。这三重道德，由近及远，逐一上升，营造了三重浅深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境界，为人们的德行生活，为人们的快乐与幸福，开拓出了广阔无垠的空间。 六德 人必群居而后得以生存繁衍。群居形成所谓社会。社会性于是遂与自然性并列而成了人的根本属性。虽激烈反对社会、尖刻讥诮人世的庄周，对此也无可奈何而慨然有叹曰：“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注：《庄子·人间世》。）惟其不可解于心和无所逃其身，于是便有了人伦，有了人人都应该践行的伦理规范和准则，作为最初一级的普泛道德，维系着人类的基础组织——家庭的安定。它就是楚简《六德》篇所讨论的内容。 《六德》说：“生民斯必有夫妇、父子、君臣。”所谓“生民”，是天生蒸民的意思，凡我人类的意思；所谓“斯必”，是说无论何人，不计尊卑，都必得在夫妇、父子、君臣这三伦中各占一个位置。“夫妇”不用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父子”是广义的，母女以至翁婿婆媳都也包括其中；“君臣”一伦，在宗法社会里，本是父子关系的延伸。这三种关系，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基础；是每个个体生命所不可逃脱的，也是整个人类生存所必须具有的。后来有所谓五伦之说者，于三伦以外，更加兄弟、朋友二伦；似乎更加全面完整了，其实迹近枝指蛇足，盖生民未必皆有兄弟朋友也。至于五伦的顺序以君臣为首，较之这里三伦的让夫妇居先，其自然的分量更少，人为的分量更多，离开源头也显然更远了。 《六德》篇称此“生民斯必有”的三种人伦关系为“六位”。其所谓的“位”，当不止于空间意义上之处所的意思；《公孙龙子·名实论》上有定义道：“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可见当时已认识到物之位和物之实间，还有着内在的亲密关系。此外，我们大都知道“位”在《易经》中的重要作用，在天文历法中的巨大意义，以及在数学中，如果没有“位”的观念，任何运算都将无法进行；正是这些场合，又一层层地给“位”概念刷上了许多神圣油彩。因此，对于《六德》篇的所谓“六位”，我们也不可等闲视之，不能简单地理解之为处所；而必须注意到“位”所要求的“实其所实”，注意到它之作为社会细胞的本根意义。 既然六位是生民所必有的自然状态、所必居的社会位置，那么与之相适应，便会有各位生民在此状态与位置中的天职或使命，用“以实其所实”。在《六德》篇中，它们被称之为“六职”：“有率人者，有从人者；有使人者，有事人者；有教者，有受者。此六职也。”（注：《郭店楚墓竹简·六德》篇8—9简。以下凡引《郭店楚墓竹简》，但注篇名、简号。）六职和六位相对应，其分配状况是：率人者夫，从人者妇；使人者君，事人者臣；教者父，受者子。 这六种职责，显然过于高度概括了（看来是论说的方便使然；下面我们再引述其具体内容）。有了职责，必然会有彰扬职责的规范或标准，那便是所谓的“六德”：“圣智也，仁义也，忠信也”（注：《六德》篇1简。）。六位、六职和六德的整体配合，据说是这样的： 父兄任者，子弟大材艺者大官，小材艺者小官，因而施禄焉，使之足以生，足以死，谓之君，以义使人多。义者，君德也。非我血气之亲，畜我如其子弟，故曰：苟济夫人之善也，劳其藏腑之力弗敢惮也，危其死弗敢爱也，谓之臣，以忠事人多。忠者，臣德也。知可为者，知不可为者，知行者，知不行者，谓之夫，以智率人多。智也者，夫德也。能与之齐，终身弗改之矣。是故夫死有主，终身不变，谓之妇，以信从人多也。信也者，妇德也。既生畜之，或从而教诲之，谓之圣。圣也者，父德也。子也者，会×长材以事上，谓之义，上共下之义，以×××，谓之孝，故人则为□□□□仁。仁者，子德也。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谗陷无由作也。（注：《六德》篇13—24简，参李零《郭店楚简校续记》，载《道家文化研究》17辑。）君使人以义，臣事人以忠；夫率人以智，妇从人以信；父教人以圣，子效人以仁。位、职、德的如此搭配，颇有点筚路蓝缕的架势，显得不那么通顺。于是我们难免要问：像父慈子孝这样的德目，夫唱妇随这样的说法（注：见《关尹子·三极》。），当时并非没有；为什么《六德》篇偏要舍近求远，生搬硬套一些更显赫更空泛的德目，来敷衍成章呢？莫非其中另有图谋？这是一桩饶有趣味的考问，让我们细细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