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创新与社会发展

作 者:

作者简介:
潘绍龙(1949-),男,安徽蚌埠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哲学方法论和哲学应用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 汽车管理学院,安徽 蚌埠 233011

原文出处: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内容提要:

在社会发展的“合力”中,哲学既好似勤于报晓的“雄鸡”,是思想解放、思维方式变革、人的全面发展、精神文明进步、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社会变革的先导和动力,又像是善于反思的“猫头鹰”,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把握时代主题的转换,指明历史前进的方向。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1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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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1)05-0517-08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是“合力”作用的结果。哲学作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重要形式,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无疑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和历史前进的动力。特别是哲学创新,通过提供新的世界观和新的思维方式,通过营造人类精神文明和升华人生价值理想,通过推动社会历史进程和社会变革,必然成为人的“解放的头脑”,必然成为社会前进的先导力量。

      一、哲学创新是思想解放的先导和动力

      哲学是解放思想的科学。马克思在谈到德国人民的解放时,曾用非常明确的语言指出:“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1](第16页)。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看,哲学的创新和发展,最先引发的直接社会效应就是人的思想解放,而思想解放又是启动和引导整个解放事业的中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哲学是人的“解放的头脑”。

      纵观社会发展的历程,每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每一次社会进步,无不以哲学创新为先导,以解放思想为前提。从世界的发展史来说,古希腊哲学的创立,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法国的启蒙运动,德国的古典哲学,都是通过哲学理论创新,来引导思想解放运动,启动社会变革的。德国进步诗人海涅曾经把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理论准备的黑格尔哲学,比作资产阶级革命的“战鼓”,是它“把人们从昏睡中敲起”,“永远向前迈进”。

      中国的历史发展同样证明,每当社会转折关头,哲学创新与思想解放不仅是社会变革的先导,而且是历史前进的精神动力。中国先秦的诸子百家争鸣,近代的“五四运动”,特别是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都凸显了哲学理论创新对思想解放的先导作用,凸显了思想解放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创造新的哲学,倡导解放思想,始终是我们党的理论传统和显著特征。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理论原则,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创造性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和逻辑起点,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用这样的思想路线从哲学上武装了全党,使我们党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实践中开辟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夺取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然而,建国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左”的错误,我们偏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结果,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邓小平的最重要功绩,就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指导和支持了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理标准问题,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归真”问题,即在哲学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哲学常识重新颠倒过来,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主观化,恢复和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事求是精神。虽说这并不是哲学理论创新,但面对“文化大革命”把常识也搞得是非不清的时候,人的思想又严重受着“两个凡是”禁锢的时候,敢于打破“两个凡是”,恢复常识,其理论的解放意义和实践的开拓意义无疑是史无前例的。正是这场哲学常识的讨论,不仅为拨乱反正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为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正如邓小平深刻指出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2](第143页)。由真理标准引发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的曲折和发展,始终是与中国人民的命运、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党领导人民在国内外艰难复杂环境下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在每一个重要阶段、每一个重大关头,对每一个重大现实问题的思考,都有哲学上的反映和表现,都受到哲学创新的深刻影响。

      哲学创新之所以能成为解放思想的先导和动力,根本原因在于它能够给人们提供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人们的认识不断地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深化,从而不断地发现新的真理,产生新的思想,指导新的实践。江泽民就强调指出:“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是统一的,就是要求我们思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人们才能具有敢闯敢试敢冒的精神状态,才能勇于冲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才能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2](第364页)。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俱进的创新,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解放,就难以发挥“解放的头脑”作用。

      二、哲学创新是思维方式变革的先导和动力

      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都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一定的思维方式,总是根植于该历史时代的实践和科学发展的土壤之中,并随着历史的推移而发生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和运用,则是引发当代人的思维方式变革的先导和动力。

      20年前那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不仅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转换,而且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即从惟书、惟上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转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上来,从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转到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上来。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左”的政治路线的产物。“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人的全部关系都归结为两个阶级的关系,把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归结为政治活动,把人的全部思想都归结为阶级思想。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搞社会主义,就是搞资本主义;不是香花,就是毒草;等等。这种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必然走向教条主义和绝对主义,导致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大一统”的僵化体制,否定社会多样化,拒斥矛盾的同一性,阻碍改革开放,堵塞理论创新,窒息社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可以说,从“两个凡是”的束缚,到“姓社姓资”的困扰,再到“姓公姓私”的疑虑,无不笼罩着形而上学非此即彼、两极对立思维方式的迷雾。而邓小平提出和倡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正是打破传统思维方式障碍,深化改革开放的锐利武器。实际上,改革开放进程中提出和解决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如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进行全面改革;既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又要实行对外开放;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又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既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又要实行多种分配方式;既要坚持共同富裕,又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又要发展市场经济;既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又可灵活实行“两种制度”;等等,都是破除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确立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的变革结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思维方式是至关重要的,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有什么样的认识,就会制定什么样的方针、政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实践方式、实践效果。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头脑,才能引导我们掌握科学的精神和方法,防止唯心论、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的泛滥,使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沿着正确轨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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