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01)05-0027-04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个半世纪前就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页。）马恩所说的“纯粹物质的”历史进程意味着：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进程，是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即使对于人类在主观价值方面的冲突而言。事实上，正如葛兰西所阐释的：“客观的总是指‘人类的客观’。”（注：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Lawrenceand Wishart,London,1971,page445.）反过来说，与人的主观需要紧密相联的价值一旦被历史地普遍化，也就是客观的和可以被经验所察知的，这是在探讨全球化时代价值冲突的根源之前必须导入的方法论，我们也正是从价值冲突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客观根源方面做出了如下分析。 一、价值的“蔓延”与价值冲突的普遍化 在全球化时代，随着人们的联系与交往开始走向全世界，以往相对局限于小范围以内的“价值”被“放大”和“渗透”到了全球的各个角落和各个层次，价值的隐秘性也消失殆尽，虽然体现这种价值的事物与以往时代并无变化，但由于对它的需求发生了变化，价值也相应地引起了变化。价值的藤蔓逐渐伸展到了全球，从而也使得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冲突普遍化了。当然“‘冲突’并不一定意味着公开的暴力；它还包括紧张、敌意、竞争和在目标与价值标准上的分歧……它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持续存在和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注：Ian Robertson,Sociology,Second Edition,Worth Pubishers,New Yok,1981,page 18.）无疑，在全球化时代，冲突论者的上述观念更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价值需求的扩张与价值冲突的全面化 在全球化时代，原本只局限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系统内的价值将会为全球所关注（意即有所需要的）甚至事关全球稳定的重大的价值。对此，当代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就曾精辟地指出，“新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世界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一体化阶段；而这意味着，无论一个民族多么弱小，地处多么遥远，没有一个民族能够不受影响而‘独立生存’。一个世纪之前，中国的太平天国的起义对英国人和欧洲大陆人来说是一个相隔遥远的事件，因而并无什么牵连；而今日在老挝或越南所发生的事件很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象巴尔干事件所引起的一连串事件导致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注：[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而三、四十年后，巴勒克拉夫的这段话不幸言中，只不过事件的发生不是在老挝或越南而是在紧邻他们的泰国，导致的一连串事件虽然不是世界大战，但引起的整个世界的动荡也非同寻常，这就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这次事件的主要“肇事者”索罗斯在来年也不无感慨地说：“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全球经济时代”，“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事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和整个世界。”（注：乔治·索罗斯：《走向全球的开放社会》，《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8、265页。）如果借用经济学上的一个概念，全球化时代的这种非常丰富与敏感的价值关联可以被生动地表述为“蝴蝶效应”。这一“效应”在全球化时代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具有真实的社会内涵。也必须看到的是，全球化时代价值需求的扩张使得卷入冲突的参与方大大增加，价值的冲突面不断扩大，但同时也使价值均沾了。 价值渗透的增加与价值冲突的广泛化 随着人们价值需求面的扩大，价值也开始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过去时代人们因在同一社会文化系统内而熟视无睹和习以为常的某些事物，到了全球化时代却被另外社会文化系统的人们所新奇与喜爱，这一事物的价值才开始显现出来。这种价值往往是由于其深深地浸润了某一特定的文化的特质而满足了其它文化人群的需要才带来的。在以往，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一样存在如此频繁的文化碰撞，而也正是在如此频繁的文化碰撞中，事物开始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价值，詹姆逊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论述或许有益于这一问题的理解：“文化的威力在整个社会范畴里以惊人的幅度扩张起来。而文化的威力，可使社会生活里的一切活动都充满了文化意义（从经济价值到国家权力，从社会实践到心理结构）。”（注：Fredric Jamesono,'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the LateCapitalism'New Left Review,No.146,1984,page 87.）这样一种文化价值的渗透也使得全球社会的异质性更充分地展现出来，同一事物在不同文化中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文化意义与需求，而这种文化观念在全球化时代通过因特网等现代沟通媒介的传播更增强了自己的渗透性与流动性，“毫不奇怪，世界上有些紧张状态之所以持续存在，正是由于如下事实，即没有一个地理上的边界能够达到天衣无缝，使观念和货物都渗透不进去的程度。说得再明白点，至少从长远看，有些全球化动力是注定要占上风的。”（注：[美]詹毁斯.N.罗西瑙：《全球化的复杂性与矛盾》，《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的确，全球化时代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性大大地增强了，而文化价值的冲突无疑也因此更广泛了。 价值隐秘性的消失与价值冲突的表面化 全球化社会现代传媒与科技控制手段的增加，使以往可能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价值秘密很难再保持或长时间的保持，并且这种价值秘密一旦被披露，很快就可以被全世界所知晓，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社会联系的增强使得过去价值的隐秘性消失殆尽，正如原来一个家庭的秘密现在不得不让整个村子的人知道，而这样一种价值隐秘性的消失，就可能使得身处价值中心的人隐入到一种众人（甚至是全世界的人）追逐的价值漩涡中，因而他的所有的行为与日常生活都将没有秘密可言，因为这些对于全球的需要而言都具有了某种价值，如戴安娜王妃的悲剧——正如卡尔·奥托·洪德里希所言——象征着大众媒体策划的“情感的全球性”。（注：[德]乌·贝克、哈贝马斯等著：《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进一步讲，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时代每个人都将面临这样一种自由的剥夺，因为对于全球市场而言，每个人都具有消费的潜在价值，你的一举一动、脾性爱好都将影响到可能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生产供应商。价值隐秘性的消失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价值冲突日趋表面化了，许多以往未曾表现出来的价值冲突都浮出了水面，所以在全球化时代价值冲突空前的增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