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全球化是指全球经济、政治、思想等一体化发展趋势，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现代人类所面临的必然态势，它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不仅是对社会历史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发展，而且对于当今时代、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发展具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尤其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来讲更是至关重要。 全球的一体化发展从15世纪就已经开始了，主要是新航路的发现和世界大部分地区主要航线的开通，使人们对世界各大洲的情况有所了解，并使各国人民之间建立起广泛的经济联系和文化联系，这就如同打通了地球这个人体的各部分经络和血脉，使世界从分隔走向有机整体。正因如此，从这时起世界历史从各民族相互独立的发展逐步走向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全球一体化格局；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才有可能对彼此的历史文化有较多的理解，才有可能对世界历史作综合的考察和比较性的研究，进而概括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否则不可能出现历史哲学思想，世界历史一体化正是历史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全球一体化的历史是生产的发展和交往的不断扩大所形式的必然后果。它首先是由资本主义开创的，因为资本主义是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创造者，这种大工业生产已突破了狭隘的地区界限，乃至国家界限，形成了世界市场，产生了同这种生产规模相适应的交往关系。市场经济和资本的本性必然地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产品不断地输送到世界各地，从世界各地寻找自己的市场和原料来源。它是冲破世界各民族界限和封闭状态的最强劲的客观力量。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描述的那样：“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如何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根基。”马克思把由此形式的整体化世界格局称为“世界历史。”所以，关于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理论是同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工业的生产形成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交往和对各个国家与民族发展情况的了解，这正是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现实基础，正如恩格斯在1844年2月写的一篇文章中，曾经非常概括地例举18世纪科学的发展情况那样：“18世纪综合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现的成果，并且揭示了他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部联系。无数杂乱的认识资料得到清理，它们有了头绪有了分类，彼此间有了因果联系；知识变成了科学，各门科学都接近于完成，即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起来，18世纪以前根本没有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只是在18世纪才取得科学的形式”，在此基础上，“百科全书思想是18世纪的特征，这种思想的根据是认为以上所有这些科学部门都是相互联系着的，可是它还不能使各门科学彼此沟通，而只能够把它们简单地并列起来。历史学的情况也完全一样；这时我们第一次看到世界史方面的卷帙浩繁的书刊，这些书刊固然还缺乏批判并且完全没有哲学的分析，但这毕竟不是从前那种被时间地点所局限的历史片断，而是通史了[1](P656-657)。 全球一体化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以往的历史哲学，它的兴起刚刚具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末出现了一大批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如维科、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爱尔维修、赫尔德、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维科、伏尔泰、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对世界历史一体化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他们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都有影响，马克思从中吸收了有价值的内容并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解释人类历史，创立了自己的历史哲学理论。 维科在他的主要著作《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中拒绝用神学观点来解释全社会历史，他多次强调指出，人们自己创造历史。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尽管五光十色，复杂纷纭，但它却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存在着一个统一的、一切民族在各个不同时期都要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经历的“观念的历史”，并力图在历史中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各种事件的必然联系。他认为历史由一个发展阶段过渡到另一个发展阶段，一切民族在其发展中都必经神的时期、英雄时期和凡人时期三个发展阶段。维科对生活现象的观察具有唯心主义和循环论的倾向，但具有很多重大历史意义的思想，正如马克思强调指出，维科的《新科学》中有“不少天才的闪光”。伏尔泰与维科具有许多相似的观点。他在《试论人民的风俗和精神》一书中着重阐述了他的社会历史观。他特别号召要摒弃单纯按年代编排历史的做法，提出社会是人类原子的总和，这些人类原子是可以按统治者的意志来移置和调动的，这一思想显然是同他把社会的发展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这一点相联系，有历史唯心主义的遗迹，但值得称道的是伏尔泰提出了在历史学方面要摒弃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神意说和欧洲中心论。他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与神的意志毫无关系，是一部人类历史乃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发展史，而不是《圣经》上提到的少数几个民族的历史，充分肯定了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如阿拉伯、中国、印度等国家在科学、技术、文化等方面所做的贡献，这一思想对当代社会历史一体化问题研究仍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赫尔德从另外一个视角阐述了他的人类社会历史观。他认为自然界是不断演进的，人类历史乃是自然发展的继续，人类社会的发展同自然发展一样是具有规律性的。在赫尔德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各民族的发展构成一个统一的有内在联系的链条，在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与前面一个环节和后面一个环节紧密地相联系着的。他认为人类社会不断前进是同人道的原则不可分的。他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道，并把人道作为评价人类世界历史的一切主要现象的标准。人类历史发展正是人类不断地朝着最高的状态——人道——前进的过程。梅林对赫尔德的历史观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的《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巨著“为写出一部最高风格的世界文化通史作了初步偿试。尽管当时他所能利用的科学资料还不允许他达到的这个目的，但他毕竟大体上指出了历史发展的道路。”[2](P79)康德在《从世界公民的观点撰写世界通史的想法》和《论永久和平，一个哲学草案》两部著作中阐述了他历史哲学中最有成效的思想。他认为在人类社会中，甚至在最偶然的、以个人的境况和动机为转移的人们的活动中，都可以发现有规律性的存在，个别行为和事件的杂乱无章的偶然性以及似是而非的无目的里面，表现出一种为运动的全部参加者和全过程所共有的合乎理性的目的。不过这种合理的目的不可能在个别场合和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完全展现出来，只有由人类的全部力量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前进中，在人类世代的漫长系列发展中才能达到，而现实人的本性是恶的，现有的国家组织形式是不完善的。一部世界历史就是由愚蠢、幼稚的虚荣心、怨恨和破坏的情欲所偏织而成的。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存在着的并不是和平，而是斗争和对抗，这是由人类恶的本性所决定的，这种由人性恶所决定的历史过程中的矛盾和对抗乃是人类完善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种对抗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种种苦难和不幸，那么人类社会就不会有任何进步、发展和完善。而康德却把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的和平状态当成一种理想的善良的愿望，把追寻的理想的社会状态，即公民自由、法律的秩序、永久的和平的达到如同“物自体”一样推到遥远的未来，实际上是无法达到的，从中也表现出康德思想的妥协性。但他的以消除矛盾和对抗来达到历史“至善”目标的理论却是他历史哲学中有价值的思想材料。费希特则把绝对的“自我”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这个“自我”的本质是“思想自由”，因而也把绝对的“自我”和经验“自我”之间的本质区别做为他历史哲学的基础。费希特认为一部世界历史，就是克服这种区别的历史，就是把个人“自我”提高到人类自我意识的发展和进步。历史运动是有目的的，其目的就是要保障自由，改进人类。国家的使命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国家就以人类的全面发展和完善作为自己的目的。这些思想对黑格尔的历史观也产生了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