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价值原点”一词所标识的是在民族－国家维度，作为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原初价值立场与基点。这样，本文就是从价值论的角度对经济全球化活动本体的价值关怀。“经济全球化中的价值原点”是对经济全球化的价值诘辨，不过，它主要不是针对经济全球化本身的价值合理性——这作为一个基本前提存在——而是针对经济全球化中的价值原点的合理性诘辨：经济全球化中的价值原点应当是什么？依据何在？ “经济全球化中的价值原点”是典型的现代性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基于以下考虑： 其一，当今正在发生的经济全球化过程，正在对人类经济活动乃至整个人类存在方式产生深远影响。世界交往、普遍联系不再是某种抽象的学理，正在变成一种活生生的现实。经济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经济地球村的出现，每一个民族－国家，乃至每一个人都通过不同的方式成为这个地球村的一员，相互依存。这意味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在这个世界市场中，资本可以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意味着一种经济交往制度的全球性扩展，一种新的世界交往关系及其秩序的形成。那么，这种新的经济交往制度的全球性扩展、新的世界交往关系与秩序的形成，对于现有世界交往格局、尤其是对于晚发民族－国家会有什么影响？如果说肇始于几个世纪以前的经济全球化的萌动是与殖民地扩张如影随形的，那么，在人类进入21世纪后的经济全球化，是否还会带有某种特殊的没有殖民地的殖民地之可能？ 经济全球化表明在世界市场形成基础之上，新的世界经济分工及其秩序的出现。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对于晚发民族－国家享受人类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社会分工发展所带来的福祉，推进自身的现代化进程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它是否仅仅带来福音，而不会同时带来某种忧虑不安？晚发民族－国家一般均是经过漫长艰苦卓绝斗争，在近几十年中才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中解放出来，获得独立，刚刚开始获得自己某种脆弱的自由，这种刚刚开始生长的自由个性，会不会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被湮没？ 其二，中国加入WTO指日可待。顺应世界普遍交往大趋势，我们这个民族终于走上对外开放的道路，融入世界交往中，其影响将远远超出经济领域。但我们必须思考的是：我们应以什么样的态度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融入世界交往之中，有没有一种价值基点？ 其三，在人文价值精神层面，世界正涌动着一股普世主义或普世伦理思潮——我称之为普世情结。这种普世情结是对人类当代多元对立、相对主义盛行的孤离化、离散化倾向的反思。希望多元基础之上的一元价值，既使人类能够寻得某种共同的精神家园，又使人类在行为实践层面有所规导与约束，当然是极富意义的。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普世主义或普世伦理如何得以确立？如果说我们对于人类存在、对于世界市场、对于经济合理化亦负有一种责任，那么，这种责任是何？应当如何恰当地把握这种责任？哈贝马斯提出了“商谈”、“交往”理论，试图揭示一种新的人类存在范式。但是“商谈”、“交互主体”的具体规定究竟是什么？如果说普世主义或普世伦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那么，在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与“商谈”、“交互主体”的关系又怎样？我们在全球化经济活动关系中能透视到什么样的当今人类可能生活图式？ 二、西方中心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既往历史 经济全球化本身给人们带来这样一个感觉：似乎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价值的立足点应当是全球的，而不是某个民族－国家的；既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活动，那么，就应当放弃特殊的民族－国家立场，而确立起普遍的世界主义立场。这种感觉并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既然是全球化的经济过程，那么，确实应当具有某种全球化的价值指向，否则，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空洞的概念。然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全球化的经济新秩序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全球化的经济新秩序是各民族－国家经济交往活动的结果，还是一种预设？如果说是一种预设，又是谁在预设？是否所有民族－国家都平等地参与了这种预设？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经济全球化缘于资本扩张之全球化流动的内在冲动，它是一个以世界某一区域为中心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进程可以上溯至16世纪初的世界地理大发现，肇始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及其全世界发展。当初，最早进入工业化的国家为了向外寻求资源、廉价劳动力与市场，通过武力扩张、建立殖民地的方式，推进了经济全球化。此时的经济全球化与殖民地化或殖民地掠夺是同等意义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这一实质内容，及其西方民族－国家的价值原点属性。他们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是在资产阶级的这种扩张过程中，“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277页）这些论述，深刻说明了经济全球化既往历史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这一价值内容及其历史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