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重要发现。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揭开了覆盖在人类社会有机体上的帷幕，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把唯心主义从社会历史领域驱逐出去，从而第一次为社会科学提供了唯一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唯物史观问世以来一百多年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马克思主义传入之际，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蹂躏之中。救亡图存，复兴民族，是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苦苦思考和探索的主题。从这一历史史件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最初是被中国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出于寻求改造中国的哲学答案的考虑来认识和了解的。渴望以之来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动机决定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必然是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同时，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是从接受唯物史观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根据了。（参见陈先达：“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实践”，载《历史唯物主义在新中国五十年(1949-1999)》，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编，2000年3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理论第一次为饱受灾难的中国人指明了实现人和社会全面彻底解放的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之前，其他改造中国的理论主张所不具备的。因而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极易为那些关心中国的命运、急切渴望实现民族独立和富强的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李大钊、陈独秀、李达和毛泽东等中国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接受和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其中主要是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理论。对此，毛泽东曾回忆道：“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 由此，唯物史观开始了它在20世纪中国百年艰难曲折的实践历程。而我们，正是在20世纪历史的帷幕沉甸甸落下之后，以思索的目光透过历史厚厚的布幔，来回眸唯物史观在中国是怎样被认识和理解，运用和发展，又是怎样影响和改变了20世纪中国社会运行的轨迹的。 一、毛泽东、邓小平对唯物史观的坚持、运用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科学。唯物史观在20世纪中国的坚持、运用和发展主要由既是革命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党的领导人来实现的。从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领袖人物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认识和实践来回顾与反思20世纪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实践史，在我们看来也许算是最佳的视角了。 首先需要回顾的是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发展成果——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又决定建立在它之上的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人类社会依次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历史阶段，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但是这一矛盾运行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是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一直未曾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总结了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阐明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它不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并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调整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既相适应，又相矛盾。 基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了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出现一些社会矛盾的时代条件下，毛泽东认为，在我们的面前存在两类社会矛盾，即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毛泽东同时还强调，由于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所以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在当前，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第一次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理论具体应用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并由此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堪称是对唯物史观的伟大创造，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是非常巨大的。邓小平正是沿着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路，通过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只是与毛泽东不同的是，邓小平汲取了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教训：毛泽东过分注重生产关系，邓小平则把生产力作为了重点关注的对象；毛泽东过分注重上层建筑的作用，邓小平则把重点转移至经济基础的改革；毛泽东过分注重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意义，邓小平则把科学和教育当作了重点。显然，若没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邓小平的这些转移就无从实现。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一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是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