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1)05-0012-02 由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这次会议，于2001年3月1至2日在广东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6名学者，我国各社科院、高校的学者20余名。会议讨论了如下问题： 一、苏俄哲学的研究价值和研究状况。与会者认为，20世纪的历史表明，无论是从前的苏联，还是现在的俄罗斯，无论是它的成功，还是它的失败，都对整个世界产生过和正在产生广泛、深入的影响。20世纪在俄国，上演的是从“无”到“有（苏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和从“有”到“无（苏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消失）”的历史剧。因此，在新世纪重新探讨苏俄哲学，实质上是一个关于20世纪是“什么样的世纪”的问题。社会主义在俄国的结束和苏联哲学的终结，带来的必然是有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历史命运，及其人们对之的深入思考。因此，研究苏俄哲学，无论对当代中国全面、深入地认识马克思主义，还是如何正确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都具有启示作用。 与会者指出，在中国，从建国到“文革”期间，苏联哲学既曾作为照抄照搬的对象，又曾成为政治批判的靶子。改革开放以后，苏联哲学才开始真正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其间，写了《苏联当代哲学(1945-1982)》（已出版）、《80年代的苏联哲学(1980-1989)》、《苏联哲学的演变(1917-1991)》（待出版）等专著，翻译并出版、发表了大量苏俄哲学的著作、文章，定期（两年一次）开过8次讨论会。我国苏俄哲学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1)对象集中。多年来始终围绕先前的苏联哲学、现在的俄罗斯哲学进行持续性的、跟踪性的、同步性的研究；(2)视域开阔。对所考察的对象侧重于从宏观角度，从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中进行整体的把握；(3)方法独特。注重回到苏俄哲学的“原典”，力求从“第一手资料”的了解和把握中，还苏俄哲学以客观的全貌。在俄罗斯，由于苏联解体给人们心灵深处的震惊和惶惑犹存，也由于对过去长期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惑，使多数哲学家们不愿去研究那一时期的哲学。因此，俄国学者对苏联哲学的研究远不如中国学者。现今俄罗斯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哲学既表现为“不涉世”，即哲学不再起意识形态的作用，不再承担培养世界观的使命和职责，不再有权力支配其他学科；又表现为“涉世”，即哲学更加关注“俄国向何处去？”这类涉及俄国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哲学的探讨更加自由和开放并呈多元化态势，表现为无特定体系。因而，目前的俄罗斯哲学学者们，探讨的热点比较集中于宗教哲学、生命伦理、人的哲学等问题上。在西方，由于学者们关注的往往是前苏联和现在俄罗斯的现状，因此他们对苏俄哲学的研究，侧重于“结果”而非“过程”，是“是什么”而非“为什么”、“怎样变”以及“为什么变”等问题。因而，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对苏俄哲学尤其是苏联哲学的研究，较之俄罗斯学者和西方学者，或许更广泛、更深入。 二、20世纪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命运。这是中外学者探讨的重点。学者们集中讨论了下述问题：(1)苏联哲学的概念。安启念认为，苏联哲学非地域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思想、文化的概念，它是由不同的观点、倾向、流派构成的、由苏联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2)苏联哲学的属性。贾泽林认为，不能将苏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地加以等同，苏联哲学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种形态。苏联哲学本身有官方哲学（“主流哲学”）与非官方哲学（“非主流哲学”）之分，这也是俄国哲学界的一种共识。安启念认为，苏联哲学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基本倾向：以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为代表的正统的官方哲学，和以对马克思主义作人道主义解释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两种倾向对立的实质及其来源，则是从各自角度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中存在着的两种倾向。(3)苏联哲学的命运。与会者认为，苏联正统的官方哲学经历了确立、形成、定型、繁荣、衰落的曲折而复杂的演变历程。由于它长期违背应有的批判的、革命的本性和说明、改造世界的宗旨，它自己拆掉了其赖以生存的基础，它在形成和定型过程中受到的致命内伤，为它的朝自我否定方向的演变埋下了祸根。莫斯科大学米诺洛夫和吉托夫都认为，即使在前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没有在莫斯科大学占主导地位，理论研究上也存在着众多的争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旦被当作一种政治的工具和纯意识形态的东西，对它加以非理性的、非批判的、非怀疑的态度盲目接受，就有使它走向自己反面的可能，实际上从20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了。这不是仅仅归结为西方“和平演变”所能说明的问题，而是来自苏联本身。(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俄国学者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终结了，但这不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终结。在俄罗斯，民众对马克思主义有五种态度：一是站在原有立场上坚持把它当作意识形态而非科学理论，这些人多是原权力主义者，尚未在新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二是主张在人道主义基础上重建马克思主义；三是主张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在新历史条件下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四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只能在理论上加以讨论，而不具备实践价值；五是激进的、积极的反马克思主义。吉托夫指出，今天在俄罗斯，不仅学者们已经改变了一段时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激情式的彻底否定态度，重新以客观的、理智的、冷静的心态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且近二、三年来大学中又重新开设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讲座，开展了有关的学术研讨会，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是国外哲学教研室的主干课程之一。(5)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建。莫斯科大学巴申卡认为，当今俄罗斯人有一种思维倾向，即在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非科学的截然对立中思考问题，这种倾向在青年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这种思维方式无疑不利于客观评价和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认为，马克思本人就对自己的理论持严格的批判态度，坚持认为不存在可以说明和包容一切问题的理论，尤其对人类社会这一极其复杂的问题更是如此。因此，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遵循它的基本原则。他反对用“人类”和“全人类的利益”一类的“空洞概念”去解释马克思主义，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取向是具体的。因此，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从过去苏联哲学的“非人化”一极跳到今天的“纯粹人化”的另一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