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的自由与人的中介

作 者:

作者简介:
尚东涛(1949-),男,河南汝州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哲学中介、自然哲学研究。洛阳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河南 洛阳 471022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辑刊》

内容提要:

作为“人的类特性”的自由,是“实在的自由”。从实践中获得的“实在的自由”,是解释世界的自由与改造世界的自由的整合。在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中,人解释世界的自由和人改造世界的自由的占有及占有程度,规定于人的中介和人的中介的状况。人的中介,是人的自由的规定。缺失人的中介的自由,是“空的自由”或不自由。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1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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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1)03-0041-05

      一、自由是人的“解释世界”的自由与“改造世界”的自由的整合

      自由是“人的类特性”[1]。但是,人对自由的探究,却是一个漫长过程。

      近代以来,斯宾诺莎最先洞察到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提出:“自由不在于随心所欲,而在于自由的必然性。”[2]洛克在自由与必然的对应层面认为:“所谓自由观念就是,一个主因有一种能力按照自己心理的决定或思想,实现或停顿一种特殊那样一个动作。在这里,动作的实现或停顿必须在主因的能力范围以内,倘如不在其能力范围以内,倘如不是按其意欲产生,则他便不自由,而是受了必然性的束缚。”[3]在他看来,自由与必然是不相容的。由于其形而上学的立场,使他在涉及到人的意志是否自由的问题时,陷入了矛盾,以至于认为意志是否自由的问题,如同“他的德行是否方形”一样没有意义。康德把自由称之为自己的“纯粹的理性体系的整个建筑之拱心石”[4],承认自由的存在。认为自由作为意志的原则,表明“纯粹的理性就有实践的力量”[5],把自由作为理性与实践结合之桥梁。尽管由于他所说的“实践”,主要是指人内心的道德修养,对自由问题的探究仍是在抽象的道德领域中展开,并未摆脱形式主义的框框,“这种自由首先是空的”[6],但却极具启发性。“黑格尔第一个正确的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7]他认为自由是在必然性的转化中获得的,“必然作为必然还不是自由;但是自由以必然为前提,包含必然性在自身内,作为被扬弃了的东西”[8]。“必然性只有在它尚未被理解时才是盲目的。”[9]但是,黑格尔的关于自由的思想是归属于他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自由就是概念的同一性。”[10]人的自由,变成了抽象精神的自由。其实,黑格尔的自由,也是“空的”。

      抽象精神的自由,对于人来说是不自由。人现实需要和追求的自由是实在的自由,这种实在的自由植根于实践。马克思正是从实践出发来理解人的自由。他说:“劳动尺度本身在这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必然由劳动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自我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物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11]人只有在实践(劳动)中,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获得“实在的自由”。

      人在实践中获得的“实在的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地“任性”,“不自由恰好就在任性中”[12]。“实在的自由”是“必然之变为自由”[13]。这种“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愈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愈大;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像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因此,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由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14]。

      在这里,“实在的自由”包括着对世界的“必然性的认识”和对“我们自己和外部”世界的“支配”。如果我们将对世界必然性的认识称为合必然性的解释,将对世界的合必然性的“支配”称作为合必然性的改造,那么,“实在的自由”,就是解释世界的自由与改造世界的自由之整合,即“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15]。

      二、人的中介是“解释世界”的自由的规定

      人在对对象世界必然性的观念展示中获得的自由,是“解释世界”的自由。“解释世界”的自由,不同于“解释世界”,后者既可能是对世界必然性的观念展示,又可能是对世界必然性的观念遮蔽甚至扭曲。“解释世界”的自由也不同于“自由地解释世界”,因为“自由地解释世界”浸透着“任性”的规定。

      人的“解释世界”的自由的可能性,并不根源于未与人构成对象性关系的世界。因为世界尽管具有“铁的必然性”,但在其未与人构成对象性关系时,不存在被人观念地占有的可能。只有在与人构成对象性关系时,世界才成为对象世界,其内在的必然性才可能会被人所占有。同样,人的“解释世界”的自由的可能性,也并不根源于未与世界构成对象性关系的人。因为人在未与世界构成对象性关系时,世界的必然性根本不可能成为其观念的内容。只有在与世界构成对象性关系时,人才成为主体,才具有占有对象世界必然性的可能。只有在人与世界的相互作用中,人才能成为主体,世界才成为对象,对象世界的必然性才具有被人观念地占有的可能性。

      但是,“仅仅‘相互作用’=空洞无物”,“需要有中介”[16]。缺失中介的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是抽象的非现实的关系。人只有赖于中介,才可能与世界构成现实的对象性关系,才可能将对象世界的必然性,观念地“据为己有”。不过,人与对象世界关系中所依赖的中介,不是作为对象的世界赋予的,而是人自己的选择或创造,是人的中介。所谓人的中介,指在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中,置于人与对象世界之间的具有“亦此亦彼”本性的属人的物化或非物化或物化与非物化相统一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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