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1)04-0002-04 韩震，男，哲学博士。1958年出生于山东省。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系主任，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出版有《西方历史哲学导论》、《生成的存在》、《重建理性主义信念》、《教育管理者的知识视野》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140多篇。 问：韩教授，你是国内比较年轻的哲学工作者，能不能谈谈你的成长道路以及与近些年来我国社会变化之间的联系？ 答：我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因此，我的整个学术生涯都是以改革开放的进程为大背景的，离开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无法理解我的学术活动。在这种意义上，没有20年前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我的今天——这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发自内心的由衷感受。 问：你的学术研究与你所处的时代以及你的生活之间是否存在某些明显的联系？ 答：联系肯定存在。哲学无非是在思想中把握时代，我的研究虽然还比较粗，但它也必定是我对时代的某种反思。青少年时期，我也曾对当时的状况有过忧虑甚至“不满”。但因自己太年轻，再加上在当时的条件下读书范围极其有限，因而对当时中国所走的道路从没有真正的反思和怀疑，自己也相信这或许就是前进道路上的小插曲，是暂时的困难，甚至也曾相信过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的生活，都不如我们。 197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也是我个人成长史上的转折点。鉴于改革开放主要是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青年人自然把目光投向欧美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潮。我也不可避免地受这个倾向的影响，因而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研读西方哲学特别是历史哲学方面。最初的动机是要发现西方社会之所以自近代以来突飞猛进的文化基因和思想因素，力图以他山之石来攻中国之玉，找到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文化改造之路。我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思想僵化，缺乏创新精神。1986年，我曾提出，如果说经典作家是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成果之后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我们只有批判地吸收现代资产阶级的思想成果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1987年我在《未定稿》上发表《模写反映论批判》一文，对机械理解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观点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倡导历史的、辩证的和发展的认识观。而后，我又逐渐认识到，文化并无优劣之分，问题在于曾经成功的文化会因成功本身的缘故而因循守旧，变得僵化而病弱。针对这个问题，我曾写出《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开放》、《创造性地对待历史传统》、《爱国主义与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文章，提出我们“应对自身历史传统和外来文化因素进行创造性重构，使各种因素成为相互激励、相互补充的富有生命力的积极力量。”我认为，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不是只看到自己长处，时刻想用“儒教孔说”指导全人类的人。爱国主义不是自吹自擂，这种唱高调的“爱国主义”，不是激励人们的开放与进取心态，反而容易使人固步自封，因而会误国误民。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应当敢于正视自己文化中的缺陷，善于看到其他文化中的长处，勇于学习和吸取其他文明的文化成果。1993-1994年我曾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进修并进行合作研究；1998年获“欧洲－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项目基金会”的邀请，作为访问研究员到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研究欧洲一体化问题。通过对欧美社会和文化的实地考察，进一步深化了我对改革开放正确性的认识。没有改革开放，我国就不可能有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就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贫穷的“社会主义”，别说解放全人类，恐怕连自己也救不了。 问：你的主要研究领域在什么地方，你研究活动的方法论特色表现在什么地方，有哪些重要观点？ 答：经过20多年的学习和研究，使我把主要的兴趣逐渐集中在历史发展经验教训的哲学思考方面。所发表的约130篇论文，以及《西方历史哲学导论》(1992)、《生成的存在：关于人和社会的哲学思考》(1996)、《重建理性主义信念》(1998)等专著，或多或少都与这个问题有关联。一句话，我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社会历史哲学方面，而这些领域都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密切相关。 就方法论而言，我认为，改革开放不只是为摆脱一时的困难而不得不采用的策略，而是一个民族健康发展的生存方式。在这里，我们必须在历史与理想、传统与创新之间保持某种张力。我们有自己的民族特点，但是我们的传统应该是开放的和不断创新的；我们有自己的历史，但是我们的历史应该是面向理想而不断进取的。我把历史看作现实进程的基础和前提，又把理想看作历史进程的引导力量。通过历史性与理想性的辩证法，我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又反对故步自封的历史保守主义。在我看来，我们必须使用历史性的概念避免先验理性的绝对主义，但是我们也要动用理想的追求摧毁历史相对主义。这个研究策略成为我一贯的方法论原则，我这样看待历史和文化传统，也这样去观察人权、正义、公平等其他社会问题。我要求哲学和整个人文科学都要有一个历史学转向，但是我也呼吁历史学和历史主义方法应该有一个更加理性的普遍视野和理想的维度。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是我们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没有这个起点，我们就没有现实文明和进步的基础。人生活于历史境遇之中，是一种历史性存在；只有借助于历史，人才能走向未来。我们比我们的祖辈更有力量，就在于我们拥有更丰富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谁忘记了历史，谁就失去了未来；谁拥有了传统，谁就拥有了希望。然而，在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停顿与固守就意味着退步，因而固步自封不仅不能维持现有成果，而且还可能导致文化的衰退与解体。因此，我们绝不能拘泥于传统，而应开放地对待历史传统，使传统更具有融合力。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如果失掉了吸纳和融合外来文化的能力，就无法得到发展和壮大。勇于学习是民族自信和文化健康的表现，闭关锁国反映的心态，如果不是缺乏自信心，就是夜郎自大，固步自封。满足于现有的成果和传统，并不是历史的态度，因为历史的本质就是生成和发展。没有生成的历史，是停滞不前的历史；没有发展的历史，是毫无生气的历史。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本质上就应表现了勇于吸取和消化外来文明的文化成果，从而丰富和发展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