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自19世纪以来遭遇到这样一种命运，那就是不断有人从不同的立场、以不同的方式谈论它的终结。对于刚刚过去的20世纪来说，“哲学的终结”巳经成为人们谈论的一个显要的“哲学主题”。海德格尔为此贡献了他的“完成说”（哲学完成于诸科学）；后哲学文化的倡导者罗蒂则提出了“变化说”（哲学自觉地融入“人类对话”之中）；而解构大师德里达则以他的“解构说”宣告西方哲学的终结（哲学亡于自身内的不纯因素）。可以说，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谈沦将历史地酿成的哲学的意义与合法性危机逐步挑明，同时又将这种危机予以加重。然而，哲学的前途并没有因哲学终结论的话语而显明，人们对哲学是终结还是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仍然缺乏共识和明确的洞见。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预见哲学的未来命运，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史上的特殊位置加以阐明，并对哲学终结论作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回应。 一 海德格尔在《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一文中说：“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注：[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8-59页。）这段话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史上的位置作了一个明确的论断，但海氏并没有进一步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文本对这一论断作具体的说明。这里，我们不妨通过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与理论话动的进路进行考察来澄清海氏的上述论断。这种考察将显明马克思主义将以何种方式回应哲学终结论。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但马克思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过程。人们一般把这个转变过程描述为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伴随着上述两种转变并与这两种转变密切相关的是马克思的理论活动由哲学形态向科学形态的转变，这后一种转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论证的方式与实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的关系就象手淫和性爱的关系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2页。）所以，“须要跳出哲学的圈子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去研究现实”（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2页。）。而所谓以一个普通的人去研究现实则意味着：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页。）。这意味着研究现实的普通人把哲学还原成经验的实证科学。在马克思看来，哲学不但不是对现实的真正研究，而且还会被现实的实证科学消解掉。这种对实证科学的肯认和对哲学的否弃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对理论研究的取向。但是，这一取向并不是马克思在从事理论活动一开始就达到的。达到这一点当然需要一个过程。 马克思是在放弃法学研究并转向哲学研究开始他的理论活动和思想家生涯的。写作《博士论文》的马克思企求借助于对希腊哲学的批判考察，探索并确定黑格尔以后哲学发展的方向。马克思认为，在黑格尔以后的德国，哲学家们面临着为自由而斗争的任务，他们不应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去寻找自由，而应力求把哲学转化为意志来改造外部现实以获得真正的自由。因此，马克思特别强调哲学与世界的相互作用，“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8页。），这样马克思便为自己确定了用哲学改造现实的奋斗方向。这是一个黑格尔哲学信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为自己确立的人生追求。带着这样的人生追求，马克思进入《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可是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国家理性与经济事实的严重冲突使马克思陷入困境，而通过自由报刊诉诸理性，通过哲学理性改造世界的努力终归失败。这迫使马克思重新审察自己的哲学信仰。社会的政治实践和现实问题正促使马克思的思想发生重大转折。从1843年到1844年初的克罗茨纳赫时期和《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并经过费尔巴哈完成了向唯物主义的转变。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唯物主义世界观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1页。）。由此出发马克思应该肯认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的实证科学，但马克思并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他仍然以哲学的方式批判现实，把对尘世的批判、揭露人的自我异化当作“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继续进行他的以哲学改造世界的事业。马克思站在哲学的基地上说话，操作着诸如“人的本质”、“类存在物”、“自我异化”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话语。他对人类解放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论述所依据的是费尔巴哈异化理论的哲学逻辑，得出的也是“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3页。）；“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的哲学结论。但是，以经验的方式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与从有关人的本质的先验设定出发对现实所作的哲学批判是相互矛盾的。这是两个不同的出发点：一个是现实的人及其现实世界，另一个是抽象的人及其道德诉求，也是两个不同的致思方向：一个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另一个是“从天上降到地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页。）。马克思让后者统领了前者。这一状况一直保持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具体表现为马克思企求以哲学的方式概括其在经济学中的研究成果，以此对共产主义进行哲学论证。“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这里，共产主义依据一种独特的历史哲学：人类历史被理解为人的本质自我实现、自我异化并积极扬弃的过程，私有制和共产主义都是这一过程的合规律的产物。这是一套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的出发点与黑格尔辩证法合壁的思辨哲学的逻辑，与马克思自己后来运用实证的历史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所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对共产主义的论证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哲学共产主义，后者则是科学共产主义。哲学共产主义决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它的秘密在于：论证的出发点是理想化的、抽象的人的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让它自我异化、扬弃并复归，这是把要论证的东西当成论证的前提。这种论证并没有给要论证的东西提供任何现实的根据——用私有财产填充“自我异化”这个逻辑环节也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另外，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永远也无法明白为什么人的本质非要自我异化不可。因此，哲学共产主义明显带有空想和神秘的性质，只具备道义的力量。然而，马克思的目的就是要摆脱对共产主义的纯粹的道德诉求，让它具备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力量。后来马克思认识到，达此目的所需要的不是哲学，而是历史科学；“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7页。）这一离开哲学基地、走向实证科学的历程自1844年写作《神圣家族》开始，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以完成。马克思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页。）；“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页。）。这也就是说，一旦丢开哲学思辨，真正的、现实的人类历史就会原本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实证的历史科学也由此得以确立。从此，马克思踏上了科学的征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