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马丁·海德格尔的巴黎演讲《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提出了两个当代哲学的基本问题：1.哲学以何种方式在当代进入了其终结？2.哲学的终结为思想留下了什么任务？（注：海德格尔：《向思之事》，Niemeyer图宾根1976年，第61页。）这不啻于将哲学置于历史的审判席之前，忧心忡忡的哲学家们不得不面对哲学本身和现代历史之间的尴尬处境。但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也许是第一个对哲学本身权威提出挑战的理论，而马克思也许是第一个以非实证主义的方式批判哲学思维本身有限性的思想家，甚至可以说，对哲学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真正的理论前提。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只是一个未被考察的直接前提：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思想的真正理论形态（注：本文无意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上纠缠不清，因为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将马克思的学说形而上学化，它已经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障碍。在这一范式内的任何思考都不可能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化有所帮助。），一直被当作马克思的“哲学”，而历史唯物主义对哲学的批判显然被忽视了。而且迄今为止，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哲学的批判，仅仅被简化为对哲学中的唯心主义的批判。 本文将对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的关系加以考察。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也同样需要面对当代哲学批判的一个问题，即“哲学的批判”是否真正超越了哲学思维？它是否同样必然以某种哲学为前提？这种似乎包含着内在循环的处境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言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完成了对哲学的批判，它又如何使自身与哲学相区别？ 一、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还是作为社会科学？ 历史唯物主义最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出现，并不仅仅意味着对某一哲学形态的批判，而是更多体现为对作为意识形态的一般哲学的背叛。《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显然已经失去了哲学的信任，他似乎更倾向于“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而这一“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注：《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82版，第21页。）。虽然我们几乎很难将历史唯物主义当成“真正实证的科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出现的新历史观（我们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确实被马克思当作与哲学和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抽象，由此所确立的历史前提甚至可以通过“纯粹经验的方法”（注：《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山版社1982版，第13页。）而达到。因此当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威廉姆·肖将历史唯物主义当作“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理论”（注：威廉姆·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时，他确实拥有一个看起来很难反驳的权威来源。 然而问题显然并不像看起来那么无可置疑。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与成熟实际上经历了双重的批判：对哲学的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对实证社会科学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由此它才使自身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虽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所体现出的对哲学的疏远和对科学的亲近不可否认，但是在科学中真正吸引马克思的并不是科学方法的实证性，而是科学在工业中所体现的物质力量。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现代性”规定中主张，科学通过工业进入人类生活的物质力量是真正占有现代史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分析马克思主义完全从经验和实证的角度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当然是对马克思所谓“新的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而哈贝马斯显然是更为清醒地看待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门历史科学所蕴含的意义。他指出，马克思总是有意无意地将新历史观的科学性与自然科学联系在一起，并且曾经以物理学为例子，要求把“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规律”作为“自然规律”来表述（注：哈贝马斯：《认识与旨趣》，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41页。）。他同时指出，马克思并没有确切地区分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自然科学的逻辑和批判的逻辑，因此“是按照生产的模式来理解反思”（注：哈贝马斯：《认识与旨趣》，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9页。），也就是说把反思过程归结到工具活动的层次。这实际上意味着在马克思哲学中批判和反思也不过是一种知识性的工具，和自然科学一样遵循“以知识增长促进生产增长”的原则，批判的独立性在工具活动中消失了或者说为一种技术知识所取代，社会主体的自我意识成了能够控制和支配社会生活的知识。 当然，哈贝马斯所继承的仍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工具理性批判的传统，他对马克思的批评也有一定的意义。马克思确实在相当肯定的意义上看待自然科学在现代史中的地位，他几乎从来没有真正意识到需要一种与工具理性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相对立的关于意识形态批判的科学。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也确实将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当作一门科学，他甚至认为自然科学已经成为人的生活的基础（尽管是以异化的形式），也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但是，是否可以就此推测马克思认为批判的逻辑和自然科学的逻辑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批判和自然科学一样是社会生产的一个环节？我认为哈贝马斯曲解了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表述，当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时，他根本不是指在“关于人的科学”的研究中可以同样遵循自然科学的知识增长模式，而社会理论也因此只是自然科学在社会领域的继续。虽然哈贝马斯正确地看到了工业生产实际上是将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联系在一起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是因为自然科学作为技术以及人的科学作为社会控制的知识共同参与了社会生产，也不是因为它们对社会生产共同的工具合理性方式，而是因为工业一方面“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也就是说工业以现实的、公开的方式将人和自然之间的本质联系展示出来。因此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工业中真正实现的统一是感性的、现实的统一，它们的一致不在于思维的逻辑和方法的共同之处，也不在于对生产过程的合理性方式的一致，而在于它们共同的感性形式。马克思指出，“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这是马克思“科学观”的真正独特之处，在马克思那里，现实的科学的力量在于感性的、因而也是公开的展示。同样，马克思对于自然科学的重视也并不在于它的“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的发现”，而在于自然科学“通过工业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实际上，马克思的意图似乎与哈贝马斯所批评的有所错位，马克思之所以没有将意识形态批判当作独立的科学，是因为如果批判只是社会意识的自我反思，那么批判就只是停留在哲学的思想内部，因而同样也是意识形态的领域。没有得到公开展示的批判仍然保留着它的神秘性，没有物质力量介入的批判永远只是和它的批判对象困守在一起。马克思对科学性的强调从根本上说是针对哲学批判的神秘性，针对那种试图在哲学批判中解决世界问题的倾向。因此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相互包容也并不是如哈贝马斯所言，意味着在马克思那里严密的经验科学和批判之间的差别被掩盖了，而是意味着无论经验科学还是所谓的意识形态批判都必须回到现实的、感性的领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实际上解释了他在《手稿》中提出的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之所以为“一门科学”的意图，他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注：《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也就是说，马克思所建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科学”或者“新的历史观”），既不是传统的哲学，也不是实证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是与人的感性存在和物质基础相关的“人的科学”。而也只有在现实和感性的历史科学基础之上，哈贝马斯从历史唯物主义中阐发的意识形态批判才不会重新回到哲学式的观念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