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 我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以下简称“回到马克思”）一书在1999年出版时，有些批评和误读是事先想到的，可后来出现的某种言说倒真是出乎意料。意料之中的东西，首先无非想到过理论前辈们可能愤怒地声讨我的轻狂：“回到马克思？人家都没有弄懂！？”其次，会是那些布尔乔亚自由主义者们的嘲笑声：“现在还在折腾马克思？”意料之外的是，一些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却从“回到马克思”中嗅出了历史的“霉腐”味道，然后，“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被升腾为一种口号，以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旨趣来拒斥据说是面向过去的“原教旨”情结。对于这一类反应，原来我倒真没有思想准备。不过，现在我愿意接受这一挑战性的解读，再次回到“回到马克思”这一话题上，以对话的姿态重现这一理论工程的原初讨论域。我曾对这个学术目标做了如下的概括：“在文本学的基础上，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语境中隐性哲学话语转换的描述，实现一个9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应该提出的口号：‘回到马克思’”。（注：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8页。）这一段话，如果加上“历史现象学”就涵盖了本文所要讨论的几个问题。 一、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言说“回到马克思”？ 在某些学者那里，“回到马克思”的理论意向被狭义地修饰成一种“原教旨”意味，误导读者形成一种错误的理解，似乎“回到马克思”不是要重建我们从未达及的全新（文本阐释）的历史视域，以使我们真正有可能重新建构马克思思想的开放性和当代生成，而是唆使人们脱离现时代、无视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回到过去的书本，停留在对文本进行一般的考古学诠释上，把马克思哲学演变成一种“理论实体主义”的文牍运作。这真算是一种很聪明的策略。原由很简单，这是一种话语权的维护。如果传统解释框架中马克思的语境不是现成性的终结之物，它自然是可重新生成的（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以下简称MEGA2）的新文本，还是传统文本在当代理论视域中的全新解释效果），这就必然会使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铸成的体系哲学丧失权力话语的居上地位。所以，拒绝历史语境的开新是维护一种旧有的持存性，即马克思是现成的（解释学意义上的终结性），因此现在的事情只要宣布“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就行了。事情果真如此吗？ 对“回到马克思”的拒绝潜藏了一种理论无根性的恐慌。由于过去我国的马列经典文献的翻译基本依赖前苏东马列编译局的前期工作，中国读者并没有经过自己对第一手文献所进行的认真深入的解读，形成我们自己独立的、符合原创性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与马克思达到的历史语境相交融。这种情况的出现，排除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更主要的是源于方法论前提上的错误预设，即马克思是可以现成地“居有”的，似乎只要翻译一套全集，打开一部文本，马克思的思想便毫无遮蔽地在一个平面上全盘展开，剩下的只是根据我们现实的需要，任意地对其中的片段进行同质性（从第一卷的第一页，到最后一卷的最后一页）的抽取，拿它“联系实际”，拿它来与当代对话，拿它作为“发展”的前提。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性生成在这里荡然无存。人们甚至根本意识不到前苏东传统教科书解释框架对马克思文本先在的结构性编码作用。其实，所谓“回到马克思”不过是对此进行祛魅的一种策略罢了。 在解释学的常识中，任何“回到”都只能是一种历史视域的整合。同样，“回到马克思”中的这种“返本”也不是出于“顽强的崇古意识”，“退回到马克思的原典上去”，而是要摆脱对教条体制合法性的预设，消除现成性的强制，通过解读文本，实现中国人过去所说的“返本开新”。“回到马克思”本身就已经是带着我们今天最新的方法和语境在一个开放的视域中面对马克思了。 事实上，马克思哲学必须走向当代从来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关键在于这一意向生成现实何以可能。是回避马克思哲学在教条主义解读模式下形成的历史视域之必然消解，麻木地以其为前提口号化地制造一种马克思当代化的宏大叙事，还是勇于重释旧经典，正视新文本，在一种新的历史视域中真正解决当代生活世界的新问题？这可能是我们争论这一问题的实质所在。“马克思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作为一种理论口号，这是萨特在20世纪50年代、德里达在90年代相同口号的某种模写。但需要追问的是，实现马克思之思的当代性言说，究竟是在一种“在手”状态的外在层面上使马克思的思想与“当代人的生活旨趣”做简单的对话，还是准确地捕捉到马克思思想逻辑最重要的问题契合点，以造成一种新的“接着说”的学术创新关系？这也是我在这一问题上的一个关键的异质性思考点。 我坚持认为，假如没有一个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特别是MEGA2）的第一手精心解读，没有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脉络的科学的全面把握，就不可能真正实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言说，即使强制性地生造出马克思与某种当代思潮的“对话”，这些“对话”实际上无不是在现成性教条体制统摄下的一种外在链接。 二、什么是文本学的解读模式？ 我明确提出了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关注解读模式的重要性。在我们今天的学术讨论中，这仍然是一个没有被认真对待的方法论问题。学者们明明据以不同的研究方式，却以不同的理论尺度争论同一个问题。比如“人学”、“实践唯物主义”等专题问题，还有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晚年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等重要文本的重新阐释。人们在争论问题前谁都不去首先确定自己的理论前提，即是在什么意义上、何种解读模型中涉入一定的理论讨论域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必须加以认真注意的学术规范问题。 依我的观点，“以不同的话语、不同的阅读方式面对相同的文本，其解读结果可能会是根本异质的。还原到我们这里的研究语境，即以不同的解读方式面对马克思的文本，会产生出截然不同的理论图景”。（注：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序言”，第2页。）也因此，我明确区分了在理解马克思哲学发展史上客观存在着的“五大解读模式”，即西方马克思学的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的模式、阿尔都塞的模式、前苏东学者的模式和我国学者孙伯鍨教授的模式。孙教授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原著的精心深入的解读而著称。除去他“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两次转变论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两种理论逻辑相互消长的观点”，对我影响极大的就是他这种独特的文本研究法，也正是这种解读模式我称之为文本学的研究模式。对此，我再做一些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