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把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看成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毛泽东也说:“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注:毛泽东:《给秦邦宪的信》(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08页。)基于导师们的教诲,更有感于当代中国的现实,近几年来,笔者在许多场合鲜明地指出:我国社会需要一个新的个性解放运动,以普遍提高每个公民(首先是领导干部)的主体意识,增强创造历史的主动性、积极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笔者近年来指导的两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题目分别为《个性解放新论》和《中国个性解放之路》。笔者在今年写的《竞自由——毛泽东自由思想散论》一文中说:“笔者斗胆写作此文,作为引玉之砖,希冀引起国人对毛泽东自由思想的重视与张扬”。 秋阳先生在《“张扬个性”的提法不科学》(《光明日报》2000年9月19日)一文中说:“时下,一些人喜欢使用‘张扬个性’或‘个性张扬’的提法,这个提法不科学。”他又说:“一提个性就击节赞赏,就顶礼膜拜,甚至采取‘张扬’这种极端的态度。说得难听一些,这只能算是糊涂和幼稚。”他还说:“有些人还要刨自家的‘祖坟’,说是我国古代的文化传统扼杀个性,只强调共性,现在应该反其道而行之。”“我国‘五四’时期,有一阵子鼓吹‘个性解放’,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既不同于欧洲启蒙时代,又不同于我国的‘五四’时期,不能照抄照搬过去的口号。”笔者读过一些文艺评论,了解到文艺界的一些人喜欢用“张扬个性”的提法。有的人说:“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是进入了张扬个性的时候了。越来越多的个性化创作横空出世,并得到大众的认同。”(注:王大路:《“新新人类文学”现象分析》,《中国图书评论》2000年第5期。)哲学界用“张扬个性”的不多,而惯用“个性解放”或“解放个性”。秋阳先生心目中的“一些人”是否包括笔者,不得而知。但当笔者读到秋阳先生文章时立即感到,笔者无疑是属于秋阳先生所批评的“糊涂和幼稚”人之列的。秋阳先生的文章虽短,却涉及到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如何看待个性解放?当代中国要不要个性解放?中国文化传统是否束缚个性发展?这些问题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学术价值。笔者作为被批评者有必要对秋阳先生的批评回应与争鸣。 一、如何看待个性解放? “个性解放”作为一个口号最早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宗教神权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提出的。“个性解放”作为一种运动是资产阶级为获得思想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和发展而展开的革命运动。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反映了资产阶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资产阶级虽然打着全民的旗帜,但它解放的是资产阶级的个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只有资产者的个性和独立性,无产者无个性和独立性。在人的解放上,资本主义社会比起封建社会大大前进了一步,但同时又导致了人性进一步的异化,依然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对立。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理论是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不懂得个性的基础是经济,是所有制;不懂得普遍的个性解放,需要消灭私有制,需要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不能正确解决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关系。与自由、民主一样,资产阶级也把个性视为它一个阶级的专利,诬蔑共产党人消灭个性,攻击社会主义没有个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是社会的产物,时代的产物。人的社会本质是他所处的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自由、个性和个性解放,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人类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争自由的历史,是个人不断地获得解放与发展的历史。个性解放没有止境。个性解放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个性解放,有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个性解放,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个性解放。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充分肯定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注意吸取和继承它的有价值的成果;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揭露了它的历史局限性,并指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的个性解放的条件和途径。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旧式分工,才能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自由人的联合体”看成是代替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在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中进一步论述了未来社会在“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追求的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是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扬弃。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我国的先进分子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专制和愚昧迷信。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和资产阶级的软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很少有人继续鼓吹个性解放。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酷地束缚中国人民个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就其实质而言,是真正的个性解放运动。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个性解放是新民主主义的个性解放。 从俄国(苏联)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上不讲民主、自由和个性,但毛泽东还是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个性解放的思想。在40年代,我国社会上有一些人指责“共产党人不讲个性,压制个性”。针对这种指责,1944年8月,毛泽东在给秦邦宪的信中说:“我有改文(按:指对《解放日报》社论草稿的修改)中加上了个性解放,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注:毛泽东:《给秦邦宪的信》(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08页。)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他对个性、个性与党性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他指出:“没有几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0页。)他又说:“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党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注:毛泽东:《给秦邦宪的信》(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61页。)人是社会的主体。一个社会的活力最终取决于社会成员个体的活力。同样,一个党的活力最终取决于党员个人的活力。鼓吹个性解放,个性发展,这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需要。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会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