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之所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求每一门人文社会科学都要直接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研究的对象或主要内容，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却规定着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如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和理解出现了偏差，那么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就难免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上看，在目前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存在着两个相互联系方面的问题尚需作进一步的探讨：其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广泛传播的内在文化根据。这在方法论上涉及到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历史起点及其复杂性问题。其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间关系及其构成。这在方法论上涉及到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规定性问题。我以为，搞清楚上述这两个相互联系方面的问题，有助于在整体上推进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一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广泛传播原因的研究中，目前学术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即：社会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理想追求有着一定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正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广泛传播的文化因素之一。这里所说的“社会理想”就是始于孔子所倡导的“大同”。（见刘志光：《“五四”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载1999年4月16日《光明日报》）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广泛传播，的确与凝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有一定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所谓的“一致性”，而是对“大同”理想的超越（见下文）。所谓“一致性”只是小农经济文化心态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一种“诠释”。这比较符合生活在漫长的小农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社会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国人的文化心态。我以为，与其说这种被诠释出来的“一致性”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广泛传播的文化因素之一，不如说它恰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广泛传播的局限性。笔者在这里仅着重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史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广泛传播的复杂性的角度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理想最初只是对带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原始共产主义的一种美化。《礼记·礼运》中所记载的孔子对“大同”的界定，经过千百年的传送，深深地积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中。不过，其间也有两次“发挥”：一次是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把“大同”描绘成为小农经济的理想社会：“通天下一式”，“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但《天朝田亩制》从未真正实行过，最后为《资政新篇》所代替。一次是康有为的《大同书》把“大同”描绘成为资产阶级的理想共和国。该书揉合了中西方的各种学说，其内容极为庞杂，充满着各种相互矛盾的观念。康有为认为，“无有阶级”，“人人平等”是“大同”的本质特征。但他所说的阶级是封建社会的等级，因此，平等也只是没有身份等级的平等。这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平等观。 实际上，对所谓“大同”理想追求的文化传统并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利”。在西方，直到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类似于“大同”理想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已流传了几百年：从莫尔的“乌托邦”、康伯内拉的“太阳城”和“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到“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再到19世纪上半叶西欧的“三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这样的论断：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与西欧文化中的空想社会主义传统的“一定的一致性”，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西欧广泛传播的“文化因素之一”。应当承认，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批判地吸取了西欧空想社会主义传统特别是“三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学说中的合理之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远远达不到西欧“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水平），但这种合理之处一旦被纳入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体系中，就与它作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构成要素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了。否则，在逻辑上断定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有空想社会主义因素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西欧广泛传播的文化因素恰恰是在于它对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超越，而不在于所谓的“一致性”。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史角度上看，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一生中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对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如封建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而他们的批判锋芒所指最多的就是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如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蒲鲁东的“小资产者社会主义”、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拉萨尔主义的社会主义、杜林主义的社会主义等。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有三：首先，从文化层面上看，西欧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传播的“抗力”最大。这种“抗力”由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两种在形式上对立的“运动”构成：一是，明目张胆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二是，以不同的形式冒充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工人阶级运动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后），使“本来面目”遭到严重扭曲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工人运动中“传播”。因此，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给工人运动在思想上造成极大的混乱。究其文化根源，这种“抗力”主要植根于西欧文化中的小资产阶级（或小农经济）空想社会主义传统。再则，从社会历史根源上看，小资产阶级在当时西欧城市中的绝对数极大，并与小农和刚刚产生不久的产业工人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那个时代，工业革命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正在相继展开，行会式的小工业组织和宗法式的农业在总体上仍占有统治地位，即便在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法两国，宗法式的农业和行会式的小工业组织在绝对量上也还占有优势，广大劳动群众被宗法式的农业和行会式的小工业组织所“包围”，故小资产阶级的势力相当强大。此外，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往往能在文化心理方面最大限度地迎合广大劳动群众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情绪，对工人运动具有极强的渗透力。所以，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对刚刚形成的工业无产阶级在思想观念上的危害最大，从而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危害也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