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这个时代是崇拜形式、轻视内容的时代，因为它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的交接点上，而这一转型过程不是通过自然的、长期的历史发展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完成的，这就造成了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巨大脱节和形式主义的泛滥。这种形式主义的病毒也侵入到整个思想文化和学术研究的领域，连素以批判意识自居的哲学也难以幸免。所以，在当前的哲学研究中，真正严肃的工作决不是在沙滩上营造哲学体系的大厦，而是认真地清理思想的地基，特别是通过对形式主义倾向的批判，使哲学研究重新返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1、研究动机中的形式主义倾向 众所周知，对任何哲学问题的研究都是通过具体的研究者来进行的，而任何研究者都是在一定的研究动机的支配下从事自己的研究活动的。这似乎是老生常谈，然而，以往对哲学研究活动的反思正是因为忽视了这样的老生常谈，才得不到实质性的进展。事实上，哲学研究的秘密深藏于研究者的动机之中。 在当今的哲学研究中，至少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的研究动机：第一种动机是出于对所研究的哲学问题的真正的理论兴趣，换言之，出于对真理的热爱和追求。第二种动机是出于对科研经费的渴求。当获得科研经费上升为研究者的第一动机时，研究者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理论兴趣，而去研究那些自己并不感兴趣的课题。第三种动机是出于对虚荣心和实际利益的追求。比如，不少研究者撰写论著的直接动因是获得更高的职称。职称晋升既包含着某种虚荣心的满足，又蕴含着种种实际利益的获得。 无庸讳言，在实际的哲学研究活动中，上面三种动机总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迥然各异的动机结构。然而，不管如何，当第二、第三种动机上升为主导性的动机，而第一种动机被边缘化，乃至完全被悬搁起来时，真正使哲学研究获得创造性发展的、实质性的内驱力也就消失了，形式主义的动机支配了整个哲学研究的领域。今天，还有多少哲学研究者怀着纯粹的理论兴趣和真正敬畏的心情在谈论真理呢？一切都被形式化了，人们不是在追求真理，而只是好象在追求真理，如此而已！由于这种分离和对立，缺乏思想性和创新意识、不断在低水平上重复的所谓“哲学论著”大量涌现。它们或许能够使一些研究者走出经费窘迫的困境，并如愿以偿地获得更高的职称，但却无法使哲学真正地向前迈进。哲学宛如一个陀螺，始终在原地旋转。 2、研究态度上的形式主义倾向 哲学研究活动不光受到研究者的研究动机或出发点的影响，也受到研究者的研究态度的影响。在研究态度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研究者注重的是研究对象的外观、形式或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还是研究对象的实质、内容或具体的含义。如果研究者注重的只是研究对象的外观、形式或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这种研究态度必定是无根基的、形式主义的，研究者也必定会失去自己的立场，像浮萍一样地飘来飘去。这种研究态度上的形式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如下： 一方面是研究者对哲学新思潮、新观念和新名词的盲目崇拜。这里有一种形式上的、时间上的崇拜，即哲学上最新出现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介绍最新哲学思潮的时髦论著，其文本犹如"T"型舞台，跃入读者眼帘的是一些新思潮、新观念和新术语。但仔细读下去，就会发现，所谓“新思潮”、“新观念”和“新术语”不过是给陈词滥调加上的新包装罢了。其实，在哲学上最新的观念未必一定是新的，最旧的观念也未必一定是旧的。正如黑格尔在嘲笑人们对康德哲学的所谓“推进”时所指出的：“我们现时许多哲学上的努力，从批判哲学的观点看来，其实除了退回到旧形而上学的窠臼外，并无别的，只不过是照各人的自然倾向，往前作无批判的思考而已。”（见《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8-119页。） 另一方面是研究者们在研究各种哲学问题时，注重的只是哲学观念的单纯外观上的、学理上的含义，而完全忽视了其具体的、历史的意向性。 比如，近几十年来西方盛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其滥觞于启蒙时期的现代性观念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反思。当代中国的一些学者也完全撇开中国社会的具体的、历史的情景，亦步亦趋地追随这一思潮。殊不知，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我们正在追求的正是现代性的观念体系。连现代性的观念都未普遍地被接受，又何言“后现代主义”？当然，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启发我们对现代性的观念做出必要的修正，但如果把后现代主义理解为对现代性观念的全盘否定，那就等于把小孩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总之，我们决不能形式主义地照搬西方人的哲学观念，必须从自己的具体历史情景出发，以这些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有效性做出合理的说明。 3、研究方法上的形式主义倾向 不管一个研究者自己是否意识到，他总是运用一定的研究方法从事自己的研究活动的。在形式主义蔓延之处，研究方法也会不可避免地被形式化。事实上，无论是当今的哲学研究，还是比较哲学的研究，都充斥着形式主义的现象。 在哲学研究中，历史主义的泛滥就是一个明证。当今中国哲学界出版的大部分哲学著作都可以被视为历史主义的杰作。翻开这些著作，至少有四分之三或更大的篇幅是发生学意义上的研究，即对所研究的哲学问题的历史进行无休止的回溯，而真正体现思想创新的逻辑结论却难以找到。也就是说，研究者们的普遍兴趣并不是对自己所研究的哲学问题提出新的见解，他们只是满足于对所研究的哲学问题的历史的追溯。要言之，对问题历史的随心所欲的描述取代了对问题本身的艰苦深入的思考。实际上，研究者真正感兴趣的不是哲学研究，而仅仅是这种研究的外观和形式。这就像克尔凯郭尔笔下的第欧根尼：当第欧根尼所在的科林斯城受到马其顿国王菲力浦的围困，居民们积极地起来进行防御时，“第欧根尼看到这一切，赶忙把斗篷裹在身上，并开始沿着城中的街道起劲地来回滚动他的木桶，免得成为如此众多勤勉市民之中唯一游手好闲的人。”（见《哲学寓言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页。）
